家在巢湖边之乡村求学

作者：葛懋琦

我爱读书,但在乡村求学难。今天孩子们可就近念完高中，孩子们啊，你们可要用功，且行且珍惜！

我的妈妈未读过书。抗战期间爸爸逃难外出，她只能以其手工劳动，带我渡日，过得很苦；爸爸来信妈妈看不懂，自己的情感也不能表达，还担心有朝一日被“休”。所以妈妈铁定了心让我读书。

 

我的家乡，方圆几里没有学堂，连私塾也没有，所以故乡识字人很少。我的运气不坏，在我五岁那年，一个住在外乡名叫葛伯侯的先生来村办私塾。塾馆设在老大门东路二进德光三伯家的房子里，妈妈送我去启蒙。

 

我依稀记得当时的情况：一间房子，一位先生，一把戒尺，一摞古书，十几个大大小小学生，桌椅自带,这就是私塾。学生来自附近的四个村庄，年龄最小的是我，我也是唯一的女孩，最大的听说已娶亲，不过乡里人成亲早，也只十七八岁。早学时，大家大声朗读课文，乡村没有钟，老师看看热头（太阳）放学，学生回家吃早饭。私塾学生程度是参差(cen1ci1)不齐的，先生也就实行个别教学。我属启蒙，先生把字写在豆腐大的一块纸上，我就天天念，有的念“四书”、“五经”、有的念“大学”、“中庸”等。上午先生把学生叫到自己的桌旁，打开书指出要背的段落，学生转过身背对先生开始背，背得不熟，**板，回去再念，直至背得滚瓜烂熟。然后，先生指着书给书背熟了的学生上新课，也就是带你念，意义是不太讲的。这个完了，下个再来。下午，学写字，写文章，傍晚时念诗。不知什么原因这间私塾不久就关门了，我也就失学。

 

每年春节后，妈妈走娘家，为了省点米，一般要过一个多月，舅舅也乐于我们多住些日子。我的舅舅是乡村塾师，元宵节后，私塾开学，我也就坐进了舅舅的私塾。念起了“赵钱孙李  周吴郑王  冯陈诸卫  蒋沈韩杨”。有一次，早学时，我借解手出来玩了一会，妈妈发觉后，把我打了一顿。

 

有一年，妈妈的小姐姐高家姨妈，让她在三河读中学的儿子高定茂请假来舅舅家接妈妈和我去她家。姨父也是教书先生，我又成了姨父的学生。

 

大约1945年前后，德泳三叔借德增大伯的房子开了一间私塾，我是唯一的女生。这时我已认识了不少字，傍晚我也开始“喊诗”，有一首诗是：

 

云淡轻风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张大妈听见我喊诗，随即告诉妈妈，妈妈高兴得不得了。其实当时，虽会背，意义一点不懂。四十多年后，同我孙女一起学唐诗，重温这首诗，才懂他的意境。

私塾先生**板是使劲的，学生也有对策，有些关系好的学生背书时，大家大声朗读，稍有差错，先生听不清也就蒙混过关了。有时害你一下，你背时，大家轻声，稍有疏漏，就要挨手板。学生对**板是很反感的，有一句歌谣：“人之初，性本善，越打老子越不念”。

 

我念私塾时间不长，但我认识了很多字。

 

1946年，在姚大郢姚家祠堂办了一所小学，姚家祠堂离我家约两里地，祠堂较大，进门后，长方形的大院子，四周都是房屋。妈妈送我进了这所学堂,全校两个女生。我念一年级，与私塾不同，老师讲解课文的意义，学算术。此外，下午放学前老师有时带学生玩游戏，如丢手巾，瞎子抓瘸子。

我喜欢读书,有一次下很大雨，妈妈让我今天别上学了，妈妈一转身，我拿起斗笠就走，等我到了学校，我看见妈妈也来了。这所学校后来也停办了。

 

葛大郢与东边大郢之间在1946年盖了一座庙，村民在庙里办了初小。我又进了这所学校。庙的大厅供奉菩萨和已故长者的牌位，两边的厢房成了教室，先生的卧室设在门楼上。第一个先生姓黄，他一人既教语文又教算术，还教唱歌。从中派河买来了洋鼓洋号，成立了童子军。妈妈给我买了上衣，穿上童子军衣服，敲鼓吹号出去远足，觉得好神气。当时先生的工资是各家各户凑的，往往不能及时发，黄先生教了一个学期走了。又请来一位魏先生，他是绪坤表哥的同学，高中毕业生，我记忆中他算术讲得很好。

 

1947年，正值内战，坐在教室，经常听到炮火声。我在这所学校读到1948年春节前。

 

在乡村零零碎碎读了一些书，字认了不少，算术也学了一些，但始终未学过作文。

葛懋琦 于武汉

 编辑 李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