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先生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清末湘军成为近代湖湘文化的转折。湘人杨笃生亦说，“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天下之责任。知所谓对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湘军造就大批人才的结果的同时，也造就了光灿夺目的湖湘廉官群像，形成了独特的湖湘廉政文化。

湘军之功业，是伴随着湖湘经世学风、探求有益于国计民瘼之方法、实现经邦治国的理想而产生的。这种风气逐渐成为湖南人的一种文化心理积淀――湘军情结，进而影响到湖南人的政治价值观。如汤增璧说：“湖南人士矜气节而喜功名。”他们以经世为志，以治世为本，以前贤为榜样，以气节相标榜，以天下为己任，置生死于不顾，弃钱财如粪土，为中国文化中这一片区域文化打上了具有鲜明的湖湘特色的文化烙印。正如湘籍学者章士钊说：“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为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进入官场，并实现他们治国安邦、经纬天下的大志，成为湖南人主流的价值选择。

与此同时，湘军情结也造就了湖南人恃才傲物的负面心理，以至于相当一段时间内，湖南人还沉醉于湘军胜利的虚骄之中，不能接受任**思想、新事物。对外国、外国的人和物，都一律采取坚决排斥的态度。湘军之后的湖南，一度成为守旧派的天下，甚至远甚于其他各省。

幸而湖湘经世学风和湘军的责任担当意识并没有被中绝，受此影响的维新派，在守旧派的**厮杀中冲出重围，形成为全国维新运动中一支最激进、最有战斗力的新军。也正因为与守旧派的斗争，其时间之长久、论争之激烈、规模之巨大、参与之广泛，都是全国各省所绝无仅有的，所以，湖南又成为当时“全省最富朝气的一省”，也因此培养和锻炼了湖南的一大批革新人才。

特别是时务学堂、南学会等出现后，湖南民气一开，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小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沈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自此以往，虽守旧日争遏抑，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之士之志不可夺矣。”

而被视为守旧派的实力则不可小觑。光绪年间，湖南人位至尚书、巡抚等朝廷重臣和方面要员有：周寿昌、谭钟麟、谭继洵、李兴锐、魏光焘、龙湛霖、曾纪泽、王之春、刘锦棠、张百熙、夏时、徐树铭等。他们站在清政府立场上，忠诚于他们的信仰，反对变法维新。但是，即便如此，他们都有值得称道的政绩和廉洁的形象：有的在收复新疆、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中站在爱国立场上，曾建立了功劳，如刘锦棠、曾纪泽、龙湛霖、魏光焘、张百熙、瞿鸿机等。有的勇于任事，注重吏事，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如徐树铭、李兴锐、谭钟麟等。有的虽不支持变法，但在一定程度上主张学习西方，提倡洋务，支持新学，如曾纪泽、龙湛霖、张百熙等。有的人甚至一开始就是洋务革新与维新力量的发起人或中坚，如王先谦、黄自元、张祖同等人，其中王先谦是最突出的代表。王先谦是同治四年(1865)进士，曾任国史馆编修、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光绪十五年(1889)回湘，主讲于思贤、城南、岳麓书院，任湖南学务公所议长，是湖南士绅的领袖人物。积极主张办洋务，参与经营过湖南机器制造、发电、火柴、采矿、冶炼等企业，为士绅投资工矿业的榜样。湖南维新运动初期，曾参与时务学堂、南学会的筹建，改革岳麓书院课程，增加算学、外语等课程。只是到了后来，因为在经营理念上与人不合，才突然转变为保守派。

因此，不管是保守派还是维新派，不管在朝还是在野，这时的湖南人依然坚持忧国忧民、清廉自持的操守与品性。可以说，维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冲折，是立场、信仰的冲折，与他们的个人利益关系不大。

如王先谦，忧国忧民之心昭然，他前上奏，希望“疆吏多一分尽心，则民情多一分固结”，在江苏学政任上，还疏请筹办东三省边防，罢三海工程，弹劾巡抚徐之铭、太监总管李莲英等。他勤于政事，办事效率极高。在历任学政中能把全部考卷均亲自过目的只有他王先谦一人。他一生“名心素淡”，为官也“不喜冠盖逢迎”，面对晚清龌龊之官场，他具有“不欲与流俗为缘”的淡泊之志，其屡著文赋诗，钦佩那些以瓢饮为乐的“高贤”，挪揄那些满身铜臭的“名士”，甚至对做官并无留恋，学政任期一满，他就以生病为借口辞官回湘，致力讲学生涯，成为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清末全面研治经史子集的一代宗师。

王先谦在民族危亡之际，又能走出书斋，一面大声疾呼，一面着手创办民族工业，给湖南的社会风气以极大的震动。光绪二十三年(1897)，王先谦看到“失业人多，潜聚省城，流为匪类”的情况，加之当时整个湖南都充斥着日本的火柴，为了与其竞争，先谦又和张祖同、刘国泰等一起集资约三万两，办起了湖南第一家私营的火柴公司――“和丰”火柴公司。招募本地的无业游民人厂作工，“计养活者，约七八百人。”1903年，王先谦联合他人成立湖南全省矿务总公司，抵制外国人到湖南开矿，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

中华民国建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给陆军部的命令中专门表彰了湖南革命烈士陈天华、杨卓霖、杨毓麟、郑先声：“按民国缔造之初，匪一手足之烈，睹兹灿烂之国徽，尽系淋漓之血迹。以上诸烈士，或谋未遂，而身赴曹市，或难未发，而瘐死囹圄，或奋铁棹之一击，或举义旗于万夫，或声嘶去国之吟，或身继蹈海之烈……”

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人，其爱民忧国的精神更为突出。谭嗣同虽然只是“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但是他舍身就义的形象却至今刻在人们心中。唐才常，作为谭嗣同的挚友，1900年组织自立军，在武昌密谋起义，后因联络不畅，形成孤军，战斗三天而败。被捕后，张之洞审问他，他说：“此才常所为，勤王事，酬死友，今请速杀!”一如谭嗣同的慷慨赴死。

继维新派之后崛起的民国革命人物，他们的爱国思想和廉洁行为，一样光耀千秋。这一时期形成了以黄兴、蔡锷为代表的一批湖湘廉官群体。

黄兴，号克强，长沙人。出身于世代官绅之家，却较早接受了革命思想，走上职业革命家之路。他的革命经历与革命业绩有史可秉。他是第一个打出“中华民国”旗号的革命家，建立或组织过多个革命政党，先后发动、领导10余次起义、革命，是与孙中山齐名的领袖，也是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与领导者之一，被章太炎称为“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这位法国人眼里的“中国革命之拿破仑”，既是革命的实行家，又是清廉的政治家。辛亥革命时期，斐声中外的黄兴被人视为继袁世凯之后最适宜的总统继任者，他完全具备做领袖的条件，但他却抱着“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的信念，自愿担任配角。从同盟会时期到民国初年，他从来都不曾想过要从孙中山手中夺取领袖地位。几次倒孙风潮中，黄兴考虑的都是革命的生死问题，而不是个人名位问题。这样的机会曾一次次地出现在他面前，但他每一次都是坚决地拒绝了，并一直坚定地维护孙中山的主角形象。民国建立之初，他被独立的各省最高票数推举为大元帅，组织临时政府，后又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但他却不接受，而是推举即将回国的孙中山。有人甚至认为，民国的江山是黄山打下来的，为什么要拱手让给孙文?对此大惑不解。其实这就是黄兴。他曾这样表明心志：“盖自束发读书以来，即知立志自爱，凡一切谋利禄、争权势与夫寡廉鲜耻、卑鄙阴贼之念，不待禁革，早能自绝于心。”其大公无私、顾全大局、谦让高风的态度，赢得了多数民国元老乃至于后世人的敬重。

后来，民国政府迁都北京，黄兴担当南京留守。当时不少人认为，黄兴此时统辖南方各军，以声势而言，几乎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从实权论，也掌握了数十万军队，可以和北洋军阀抗衡。曾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次长的居正回忆说：“故在同盟会骨子里，总统虽退，而有留守保持此势力，假以时日，整理就绪，则袁氏虽狡，终有所忌惮，而不敢别有异图。”《泰晤士报》驻南京记者福来萨说“黄兴的地位相当于一身而兼六个总督”、“统治着大约四分之一的中国”。1912年5月10日，莫理循写给温秉忠的信中赞誉黄兴：“我越理解黄兴将军，也就越钦佩他的高度才能和决心。”5月13日，黄兴致电袁世凯请求撤消南京留守。同盟会内部对此颇有不以为然者，谭人凤就赶赴南京，并当面劝告：“阁员去职后，所恃以保障共和者，君一人而已。何忍放弃责任，博功成身退之虚名?”5月27日，蔡锷读到黄兴要求辞职引退的通电后，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认为“破坏易，收拾难，建设尤难”，劝说黄兴“功尚未成，身何能退!”黄兴一概不为所动。居正也说，读了黄兴自请辞职及告军界书，可以看出他的“苦心孤诣，高风亮节”，“愧死天下后世之拥兵自卫者，不诚高人一等哉!”

1912年9月7日，袁世凯授黄兴为陆军上将。他两次致函辞谢。当年“双十”节，袁世凯又授予孙中山、黄兴等七人大勋位，黄兴当即复电谢绝。随后袁世凯派人将陆军上将的委任状与勋章、授勋令一起送到上海，还送来了几件礼物和两匹英国种的枣骝玉点马。黄兴严肃地对儿子黄一欧说：“这有什么用，你知道吗?这是袁世凯的笼络手段，可是我不会上当的。这些东西都要退回，把马留下来。”黄一欧问他：“为什么要留马?”他说：“因为将来还要我打仗的。”他随即将特任状、授勋令、勋章及所有礼物都退回去了，只留下两匹马。”

黄兴育有8个子女，其中长子黄一欧是同盟会最年青的会员，后来继承父亲遗志，加入国民党，历任川军北伐军第一路军司令、广州国民政府参事，安徽省槽运局长以及天津特别政府参事。后从事**活动，1941年辞官回湘，从事实业，湖南解放前夕，黄一欧团结在湖南的辛亥革命老人，积极行动起来，劝说驻湘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放下武器，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宋教仁，湖南桃源人。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领袖、理论家。他在发扬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领导推翻帝制的武装斗争、草拟资本主义宪政纲领、以议会方式反对袁世凯专制等方面的业绩，是永载史册的，最后被人暗杀，成为中国为宪法流血第一人。而他在25岁那年，即为中国领土的完整做出过杰出贡献，更表现出不为名利所折的清洁品质和爱国精神。

1907年春天，宋教仁到东北，联络当地反清武装力量。到东北后，他得知日本正在密谋侵吞中国东北领土。在长白山东南，有一块纵十里、宽一里的滩地，历来属于中国。朝鲜谐称之为“垦土”，译音“间岛”。日本早就觊觎这块土地，作为向中国扩张的跳板。日本的报刊大造舆论，硬说“间岛”是“朝鲜的属地”。日本在朝鲜的殖民当局向该地派出警察，设立了派出所，受日本参谋部操纵的长白山会，也在为日本侵吞“间岛”制造假证据。

宋教仁闻此义愤填膺，通过日本友人片山潜介绍，装扮成日本人，假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他在这一带进行了实地考察，搜集了第一手资料，还将长白山会制造的全部伪证拍照携归。路经朝鲜时，宋教仁到汉城图书馆，查阅了各种有关资料。随后又返日本，在帝国大学图书馆翻阅了大量文献图籍。经数月努力，宋教仁在缜密考证基础上，写成了《间岛问题》一书。书中宋教仁援引了大量中国、朝鲜、日本的历史、地理文献典籍和公私记载，并运用自己丰富的国际法知识，论证“间岛”地区从周秦以来一直是中国设官管辖之地，揭露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间岛问题》书成后，日本当局深恐清政府以此为据，戳穿其编造的伪证，先是离间，劝说宋教仁不要帮助他的敌人;后又提出以巨款来购买该书版权。但宋教仁富贵不淫，拒卖书稿，以民族大义为重，向多次想害自己的清政府提供了有关资料。

袁世凯曾致电驻日公使馆赠送宋教仁二千日元，为宋婉拒。他说：“吾着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慈禧太后曾拟赏他四品京官，他也加以拒绝。他说：“吾本革命党人，乌能为清政府官，但能为祖国尽力者 ，生死以之，不愿为官也。”自此以后，日本官方将他看作中国派来的密探，而留日学生中有人骂他卖党交结官吏。处身内外夹攻的困境中，他不以为意，不改初衷。

宋教仁曾出任唐绍仪内阁农林总长。在短短几个月任期内，他政绩突出，特别是树立了清廉俭朴的政风。他的“农林部咨财政部五月分决算清册”，明账细目一清二楚，在民初北京政府各部门中堪称凤毛麟角。宋教仁是将政治原则看成高于个人私利的。当袁世凯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时，企图用50万元巨款拉拢宋教仁，但遭到宋教仁的坚决拒绝。有人提醒宋防备袁世凯下毒手，吾一生光明磊落，平生无夙怨无私仇，光天化日之政客竞争，安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直到临终，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国家的基础(“国基”)和人民的幸福(“民福”)。

蔡锷，湖南邵阳人。近代中国杰出的军事家，民国元勋。年青时留学日本，对国家衰微、世风日下而忧心仲仲，痛感“清廷之腐败，批政杂出陷国家于危险，置生民于涂炭”，表示“为国计民生， 能不将清王朝倾覆?” 并且英勇果敢地投入了推翻封建清王朝的斗争。1911年在云南发动起义，宣布云南独立。此后又坚决与复辟势力进行斗争, 他说:“我们自知力量有限, 未必抗得过他们, 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 非拼着命去干一回不可。”

治理云南时期，蔡锷政绩斐然。1 91 2年1 月, 他第一次给自己减薪。他签发都督府文告宣示：“滇中反正, 得诸君同心戮力, 共济艰难, 本应厚精以酬劳绩。维诸君夙明大义, 共体时艰, 即前日举义与现在奉公, 愿以救群众幸福, 而非为个人之荣利, 此次减薪办法无不乐赞其成。” 他将自己的薪金从160元减为120 元。1912年6 月，下达第二次减薪令，将自己的工资又降为60 元，仅相当于辛亥前新军一个营长的薪傣。在全国各省都督中, 云南都督锷的薪金是最低的。他说:“公费所入，衣食而外，一以佐军, 不欲使家有赢余。”仅有的工资, 还要拿出一部分用于军队。

他还将“澹泊明志, 夙夜在公”作为座右铭置之座右，以时时提醒自己。由于蔡锷带头廉洁奉公，且多措并举，1912年的云南财政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还节余20万元。时任云南省财政厅长袁家普在《蔡公遗事》一文中，回忆蔡锷主持滇政时说：“各项军费、政费亦皆至于减无可减，节无可节。是以元、二年以来，不惟中央未曾协济云南，云南反协济中央数十万元，而云南政事当行者亦均行之，并未停滞。蔡公在滇都督任内两年，除每月之60元薪俸外，并未支用公费。其公馆之食用费每日限用小洋二角，其律己之严，可见一斑矣。”

易宗夔在《新世说》记载：“蔡松坡为云南都督。滇黔商民，感其德泽，醵金为公铸铜像。公计取其金，赈恤两省饥民，且婉谢之曰：‘君等铸我像，享受荣名在千百年之后;若辈哀鸿，食此涓滴之赐，当可活命无算。彰人之功，不若拯人之命也。’闻者贤之。”感恩的商人接受了蔡锷的意见，世上虽少了一座铜像，“无算”饥民却“可活命”。再如，刘达武编撰《蔡松坡先生年谱》记载：1913年9月，蔡锷奉调进京离滇时，云南省议会议定赠送法金30000元。蔡锷坚辞。议会亦坚持。出于礼节，蔡锷接受5000元以偿还债务等。

袁阴谋改制称帝对蔡锷不放心，对他进行软禁，蔡锷虚与委蛇，假意赞同恢复帝制，极力收敛锋芒，后来在小凤仙的掩护下，化装混出北京，经天津乘轮船去日本，绕道香港、河内抵达云南，随即揭起讨袁护国的义帜，通电宣告云南独立。

1915年秋，护国战争伊始，蔡锷起兵讨袁，触怒了袁士凯，袁下令查封其家产。令袁意想不到的是，蔡锷竟无一椽之屋，连母亲也寄居在别人家里。讨袁胜利后，蔡锷依然保持两袖清风的品德，主动将自己的薪水由600两银子减为120两，后减至大洋60元。当得知其弟当上湖南造币厂的厂长时，致书谭延闿，要求将其解职，“以保素洁之家风”。一句话勾画了一代廉将的形象。无财产可查封的蔡锷当时虽已重病在身，但在四川前线仍坚持与士兵同艰苦。在川南纳溪战役中, “凄战经月, 日眠食于风雨之中”, 身为总司令的蔡锷, 虽然身患重病, 却始终在前线指挥, “平均每日睡觉不到三点钟, 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砂硬吞。”当病危之时, 他仍然说: “不畏死, 只是为中国的前途担忧”, 临终前还遗憾地说;“不死于对外作战, 不死于疆场马革裹尸, 死于病室, 不能为国家作更大贡献, 自觉有余憾。”

他死的时候不但没有存钱，还负了三、四千元债, 他死后全靠政府有一万多元的奠仪, 拿出作安葬费和养家费。蔡锷的邵阳同乡、武汉大学教授李剑农先生在为《蔡松坡先生遗集》作序中写道: “公纪家寒素, 历岁治军南省, 光复之初, 开府滇中且二年, 未尝为身谋。盖棺后室家萧然无长物, 尤是为当世军人楷模。

他去世后，很多名人政要纷纷作联以寄哀思。孙中山先生挽蔡锷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就是说蔡锷与班超、马援一样，是中华民族永恒的记忆。正如梁启超在《护国之役回顾谈》一文中所说：“蔡公死了吗?蔡公不死……精神变作百千万亿化身。”并撰挽联：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继任大总统的黎元洪撰题挽联：正倚济时唐郭李，竟嗟无命汉关张。被蔡锷视为知己的小凤仙挽联纪念他：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后来的朱德元帅对蔡锷将军十分敬仰，称其为良师益友。胡耀邦则把他列为永远值得后人尊敬和学习的楷模。

谭人凤这位社会底层文人，一生表现出善良、纯朴、正直、清廉的品格，崇尚豪爽侠义的精神，与他后来投身辛亥革命后所表现认真执着、无私无畏、大义大勇的精神，与他从小受湖湘文化影响是分开的，笃持曾国藩“居官以不要钱为本”的思想。

同盟会发起镇南关起义，他得知起义军占领镇南关，回国将儿子一鸿的官费折抵百金，前往参战。作为民国军界政界的重要人物，谭人凤赢得了巨大的声名。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谭人凤等9人，将谭列为“湘省之乱”的“首魁”。

1911年11月，当汉口、汉阳相继失守，黄兴去沪，黎元洪弃城出逃，武昌群龙元首，危如垒卵的存亡关头，谭人凤出任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果断指挥武昌各军，挽危难于即倒，保卫了武昌，稳定了大局，几乎可以这么说，没有谭人凤，就没有武昌起义，就没有起义的成功。黄兴吟诗赞扬他：“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章太炎称赞他：“若夫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不忘平生之志者，唯君一人而已矣。”孙中山对谭人凤“调解分歧，维护党人之团结”的举动十分感佩，他出国期间，曾委托谭人凤担任临时代总统。

广州黄花岗起义发动当天下午，老同盟会员谭人凤从香港赶到广州，正碰到黄兴在分发武器。谭人凤于是向他转陈港方同志的意见，希望延后一天发动。但黄兴无暇细说，只频频顿足，请谭人凤“别多事，别扰乱军心”。谭人凤见时机紧迫，立即表明要加入行动，并向黄兴索取枪械。黄兴为难地表示，自己率领的是敢死队，而他年纪大了，最好别加入。谭人凤闻言不禁大怒道：“难道你们敢死，我就怕死吗?”黄兴无奈，只好发给他两把枪。谭人凤拿到枪后，不知怎么拨弄，突然**走火，“砰”的一声，朝房顶射出子弹，吓了大家一跳。黄兴见状立刻说：“谭胡子不行!”并请他别误了大事。谭人凤只得乖乖把枪交还给黄兴。

1912年1月，选举临时大总统时，唯独谭人凤没有投孙中山的票。谭人凤也因此没有被安排任何职务。但是谭人凤依然在为革命南北奔波，或为革命出谋划策，或者为革命筹款。他从不考虑自己的私利，每每都基于他的政治主张，如后来南北议和时，他坚决反对反对，反对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但不被接受。孙中山后来也说过，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并把谭人凤对他的规劝誉之为“卓识伟论”。章太炎对孙中山将总统之位让位于袁世凯和黎元洪担任副总统的做法很不满意，他认为只有谭人凤才是真正有资格可以做大总统的人选。他则奉劝章太炎：君与师历来一样被看重，以先生的学问，在乡下办一所学校，教育后进，所起的作用一定很大。你不把这个工作当作自己应做的事，而天天只想着当总理，做大总统，假使大家都像先生一样，中国的灭亡，怕是不可救药的了。

谭延闿，湖南茶陵人，曾经任两广督军，三次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授上将军衔，陆军大元帅，中国国民政府主席、首任行政院长，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

谭延闿是两广总督谭钟麟之子，幼承家学，天资聪颖。光绪甲辰科会元，因其不仅文章好，且字亦极为漂亮，所以极有可能被点为状元。相传，就在慈禧老佛爷要下笔圈其名字时，发现谭延闿既是湖南人，且又姓谭，忽然想起那位令她最为痛恨的湖南籍“乱臣贼子”谭嗣同，就改点刘春霖为状元。

世人对他褒贬不一，有人称他为“民国完一人”，说他是“休休有容，庸庸有度”的大政治家，有人称他为“党国柱石”、“药中甘草”，也有人说他是八面玲珑“水晶球”。但有一点，谭延闿为人做事虽然极为圆滑，向有“甘草”之称，但自从参加革命后，从未被高官厚禄束缚住，既没有为保官保位而倒向北洋军阀，也始终能够保持为国为民的进取精神。

他是文人，却精通骑射，有百发百中神射手之称;他不爱美人，却对美食情有独钟，并且会吃，如今的湘菜中依然有“谭家菜”。他的父亲曾通缉过孙中山，他却当结识孙中山后大力支持他，当孙中山北伐时，谭延闿卖掉了自己在上海唐山路的住宅，凑足了5万银元，全部捐作北伐军响。他是政治家却热衷于办学，一开始黄埔军校是孙中山打算让他去办的，但谭延闿想到办普通学校和办军校是两回事，就把校长一职让给蒋介石了。黄埔军校的地都是谭延闿率湘军整平的，校名“陆军军官学校”这几个字，也是他亲笔题写的。

谭延闿还是近现代著名的书法家，从民国至今，写颜体的人没有出谭延闿右者。他尤以颜体楷书誉满天下，但他却从未凭藉他的权位和书名捞钱。

辛亥革命期间，湖南还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革命家，除了上述几个人之外，还有如同盟会会员中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第一个烈士刘道一，他只活了22岁，其气节受到孙中山等人高度赞扬;其兄刘揆一更是表现出一种高贵的气节。民国4年8月，筹安全成立，杨度曾以5万元相赠，以换取其参加劝进，被其坚决拒绝。蒋介石时期，刘揆一被聘任行政院顾问。抗战时，他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挽救民族危亡。这引起蒋介石的反感，不久即被解除顾问职务，遂退隐家园。日军侵入湖南期间，他隐居湘西洪江，和国民党军政人员很少往来。解放后，被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多次与毛泽东书信往来。

禹之谟，湖南双峰人。民国先驱，革命家，早年实业救国，创立华兴会，兴办教育，敢于任事，因而遭到清廷的忌恨。有人劝他去避难。他说：“我能为国家为社会而死，是件好事。革命，就要有人流血断头，我愿意先死!” 禹之谟被捕以后，清朝官吏对他动用惨无人道的酷刑。他被脱光衣服， 用绳子吊起大拇指和大脚趾，悬起来拷打;绳子断了，他重重摔下来，手脚 指被拉断了。官吏又用香火一下一下烧他的皮肉，让他跪在铁链上，用皮鞭 抽打 900多下。他被打得血肉模糊，几次昏死过去，却决不屈服。朋友们劝他吃下有毒药的食物**，免得再受酷刑。他说：“我不能这样死。大丈夫 要死得光明磊落。我要到刑场上去死，让百姓看我的刑伤，唤起他们奋起斗 争。我情愿像牛马一样被杀，也不当奴隶而生!” 后来，官府要绞死他。他大声说：“我要流血而死，你为何不杀我的头， 不让我的血流出来，辜负了我的报国心!”官吏说：“你总说要流血牺牲， 今天偏不叫你如愿!”禹之谟哈哈大笑：“好!我可以保住我的血纯净不受 污染了!”他实现了为国而死的愿望。死时年仅32岁。

有武昌首义者、民国开国元勋之称的蒋翊武，牺牲时年29岁;出身富裕，却痛恨清廷腐败而走上革命道路，与武昌起义相响应在湖南起义的焦达峰，被害时年仅25岁。像他们这样淡泊名利、大公无私，为了人民利益不惜杀身成仁的湖南人还有很多，可以开列一长串的名单。正如陈天华在《敬告湖南人》一文中所感叹的那样：“我湖南人岂非十八省中最有价值之人格耶!”正是在这种自豪感的驱使下，湖南志士表现出一呼百应、万众一心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