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儿女：21位1948年留苏学子 李鹏邹家华等现在都为人熟知

来源：中国共产 党新闻网 作者： 曹强

 1948年9月初，东北全境解放前夕，毛泽东已经开始勾画新中国的未来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东北局负责，选送了21位青年去苏联学习革命和建设的宝贵经验，为新中国建设储备人才。这21人是新中国向苏联选派留学生的前奏和序曲，1951年新中国才正式向苏联选派了375名留学生（此外还有海军留学生53人、空军留学生30人、青年团留学生22人、东北工业实习团88人）。当时的选送标准是军级以上烈士和干部子弟，其中最小的16岁最大的25岁。他们的父辈都是革命的先辈、共和国的奠基人，这21人也是我们现在熟悉的人物。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留苏的峥嵘岁月使得他们学到了知识、增长了本领，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有更大的能力为祖国多做贡献。

  亲切的关怀

  这21人是：叶挺烈士之子叶正大、叶正明；叶剑英之女叶楚梅；李硕勋烈士之子李鹏；王稼祥义子朱忠洪；张浩之子、**之侄林汉雄；罗亦农烈士之子罗西北；项英之女项苏云；谢子长之子谢绍明；任弼时侄女任岳；任弼时侄子、任作民之子任湘；高岗外甥江明；高岗之子高毅 ；刘伯坚烈士之子刘虎生；杨琪烈士之子杨廷藩；萧劲光之子萧永定；邹韬奋之子邹家华；张宗逊之侄张代侠；崔田夫之子崔军；贺晋年之子贺毅；罗炳辉之女罗镇涛。这21人可以说是年轻有为、能力突出、政治可靠。李鹏、任湘、邹家华、谢绍明等人在留学苏联前在工作岗位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李鹏时任哈尔滨油脂公司协理和党支部书记，任湘在东北的纺织厂当厂长，邹家华当时已经是松江省宾县常安区区委书记，谢绍明是延安派往东北的第一批干部团成员，去往东北之前在赤峰任区长，被东北局指定为留学生支部书记。后来谢绍明因病回国前，大家推荐李鹏为党支部书记、学生会主席，邹家华和任湘为支部委员。罗西北的身份也比较特殊，他在苏联长大，有苏联护照，在抗战胜利后曾被苏联国家安全部派往齐齐哈尔从事情报工作，因为俄文和中文都很好，被选为留学生的领队。

  在出发之前，东北局领导高岗、李富春、**等参加了送行仪式，并且为每人准备了一套西装和一双皮鞋。鼓励他们要在苏联好好学习，要根据祖国建设的需要选择专业，早日学成归来为祖国建设出力。

  21名留学生的生活费用由联共（布）党照顾，每人每月津贴500卢布。当时苏联还未从战争所造成的创伤中走出来，商品奇缺、物价飞涨，自1950年起驻苏大使馆又每人每月发放补助150卢布，从1952年起这些费用都由我国政府供给。500卢布是一个怎样的生活水平呢？50年代，苏联大学生的津贴一般是250卢布。按照当时的汇率，500卢布大约相当200元人民币，而当时我国部长的工资也不过200元，因此留苏学生不必为自己的生活费发愁，可以说青年学子在生活上得到了祖国的精心照顾。为什么我党花费这么大来派遣留苏学生呢？新中国刚刚建立，各行各业需要大量的人才，对于我们这个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的党，在当时还缺乏社会建设的经验，需要大量懂建设的技术人员。1949年10月28日，陈云在会见苏联大使罗申时说：“中国恢复国民经济的一个严重障碍就是缺乏既懂专业又忠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刘少奇也曾在1952年对赴苏留学生的讲话中谈到：“送一个学生到苏联念书花的钱，等于国内二十五个至三十个大学生花的钱。这些钱花的不是你们自己的，是国家的，不要以为国家拿出的钱就不心疼，只有父母或自己拿出的钱才心疼。如有这样的想法，去苏联学习的资格就不够。国家花这许多钱是希望同学们能比国内学得更好、更多，回来后能更好地为人民工作。苏联的大学，一般比中国办得好，办得切实一些。因此，要求你们到那里好好学习，回来解决国内还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

  除了向苏联派遣留学生外，苏联还派遣了大量的专家和顾问援助中国的建设。1950年苏联政府曾要求中国为苏联专家每月支付2000-4000卢布作为对企业的补偿，中国政府难以接受，周恩来强调说：“这笔费用相当于每月10000-18000斤小米，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每月只有3400斤小米，部长只有2800斤小米。”如此推算留学生的津贴500卢布相当于2500斤小米。相比聘请苏联专家的巨大花费，留苏学子的费用更合算，而且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留苏学子回国后在祖国的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初到苏联

 1948年9月2日他们登上了开往苏联的火车，由联共（布）党中央亚洲司派负责人到边境迎接。因为当时驻莫斯科的还是国民党大使馆，苏方只安排他们在莫斯科呆了一天，瞻仰了列宁墓，就转往北方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他们刚到苏联就办了一件好事儿。国际儿童院由共产国际创办，收养的都是各国共产 党和革命烈士的子女，当时这里有一半的孩子都是中国人。这些孩子因为长期在苏联生活，对国内的情况不了解，而且大部分还不会说中国话。当留学生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由谢绍明主持起草了一封给中央的信，信中建议将这些孩子送回祖国，等他们将来在国内有了一定的基础后，可以再回苏联深造。这封信对于促成儿童院孩子的回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50年上半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把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培养的中国公民子女送回中国的请求；责成苏联红十字会和红半月会的执委会于本年7月至8月做好儿童的送回准备，并把他们送至后贝加尔斯克车站，以便转交给中国代表。

  到了苏联之后，最大的问题还是语言，从儿童院毕业的陈祖涛（陈昌浩之子）等人把他们安排进伊万诺沃的一家旅馆住下，而后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先学习了一段时间的俄语。入学读书的问题更难解决，按照当时的有关规定，没有苏联籍或未经特殊批准，外国人不准进入莫斯科。还有一方面的原因是当时他们所持的是解放区的护照，而莫斯科当时设有国民党驻苏大使馆，所以他们不能够进莫斯科学习。当时只有罗西北有苏联护照，并且语言过关，就直接进入了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虽然还不能进莫斯科学习，大家还是分成了几组在伊万诺沃市的几所轻工和纺织院校安顿下来，开始了留学的生涯。战后重建时期的苏联人民生活非常艰苦，到处是乞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伊万诺沃的生活也比较艰苦。从国际儿童院毕业的陈祖涛知道他们的情况后，与同是中国学生同乡会的刘允斌（刘少奇之子）等人商量办法，最后给苏共中央书记马林科夫写了一封群众来信，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信后附了一张清单介绍了这二十一人的父母和在中国中的共产 党职务。苏共中央十分重视，派人下去了解情况。1949年6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向苏联通报中国情况，并请求苏联提供援助、派遣专家。在苏联刘少奇还见到了自己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刘少奇苏联之行才使得留学生来莫斯科上学的事情最后敲定。

  新中国刚刚建立，百业待兴，在选择专业的问题上他们坚持了自我兴趣和祖国需要相结合。在出国之前，东北局就建议他们学习经济和工科专业。任湘以前在纺织厂工作，在伊万诺沃就选择了在纺织大学学习，蔡畅知道后就建议他学习国家建设急缺的矿产专业和造船专业，最后任湘选择了矿产专业。罗西北早于其他同学进入了莫斯科动力学院，对学校的情况比较了解，在他的影响下，李鹏、崔军、贺毅、林汉雄、萧永定、高毅都选择在动力学院就读。因为父亲叶挺的缘故，叶正大、叶正明兄弟对飞机有种特殊的情怀，他们选择了莫斯科航空学院。21人中没有人选择文科专业，这也是适应了当时国家建设需要大量懂高、精、尖、缺的专业人才的要求。1949年9月1日，他们全都免试进入了自己所选择的高等学校。

祖国的惦念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访苏抵达莫斯科，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与斯大林进行会谈。毛泽东念念不忘的还有苏联的留学生们，在大使馆的安排下，留学生与主席在大使馆进行了一次联欢。毛主席非常关心大家的学习和生活，还鼓励大家要好好学习，艰苦奋斗，同时要好好锻炼身体，有了好身体才能为祖国更好的服务。主席能清楚的记得他们的名字和父母的情况，还根据每个人的专业给同学们题词，给任湘题词：开发矿业，要他早日学成报效祖国。主席的期望也是对同学们的一种鞭策和鼓舞，大家更加努力的投入到学习中去。

  苏联的高校寒假一般两周，暑假一般两个月。中国留学生和苏联学生一样享有免费的休假待遇。每年学校都会组织学生进行为期10天到15天的免费疗养，其中有多个休假方案可供留学生们选择。1951年1月31日，当时的中共留苏学生支部书记、中国留苏学生会主席李鹏给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写信，汇报了留苏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并希望利用暑假回国一次，以便了解祖国的情况。刘少奇同意了大家的请求，要求大家节省一部分生活费用，再加上暑假期间的津贴作为在苏联境内的路费，还安排了中组部和青年团中央组织他们参观学习，并且会同中央宣传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祖国惦念着这些在外的游子，祖国是母亲、是学子们的根，回到了祖国怀抱，温暖了学子们思乡的心。

  峥嵘岁月

  留苏学子们对待学习的态度都是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的，因为他们心中装着党和国家的嘱托，因为他们清楚自己身上的责任，更因为他们希望早日学成建设国家。虽然在伊万诺沃学过一段时间的俄语，但是大家跟班上课还是非常吃力的，上课听讲时头晕脑胀，如腾云驾雾，贺毅形象的称为“坐飞机”。他们一般是先把课堂笔记记录下来，回来后慢慢查字典消化。每天除了吃饭和睡觉之外，课余基本没有时间，大部分的时间他们都在自习室里学习。学子们通常是早上六点钟就起床，晚上十二点之后才睡觉。在苏联同学的眼里中国的留学生没有周六日，中国留学生是学习最刻苦的，中国留学生是笔记记得最好的。叶剑英在给自己的女儿叶楚梅的信中写道：“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人民所需要的人，不是多一个少一个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不是可有可无的人，确有一点本领，拿出为人民做点事，尽点小螺丝钉的作用。这就是学习的目的，也是做人的目的。不要好高骛远，幻想多而实干少，这一点可要注意。许多人都说你学得不坏，爸爸是高兴的。但应该懂得还不够得很。望继续努力，日进不已地学习，完成学习任务。”有些人就因为高强度的学习，另外不适应异国的气候和饮食而病倒了，谢绍明、叶楚梅都先后因身体原因而回国，但是他们后来还是以各种方式完成了学业。他们确实没有辜负党和祖国对他们的嘱托，他们不曾虚度年华，没有辜负党对他们的期望。

  学子们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拼搏的精神克服了语言和各方面的障碍，废寝忘食地刻苦学习，大家的成绩基本上都是5分（苏联当时实行的是5分制），最差也是4分，罗西北更是以所学全部课程5分的成绩毕业。1954年前后，这批留苏学子毕业回国，当时祖国正处于火热的建设时期，他们也没有烈士后代和高干子弟的特殊身份和要求，大家都愿意去基层、去艰苦的地方。当时领导安排李鹏在机关里当秘书，李鹏明确表示愿意到基层去工作，最后他被分配到吉林丰满发电厂；罗西北在成都水电勘测设计院一干就是十年；林汉雄自愿到北京官厅水库工作……这21人从苏联学成归国之后，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祖国辛勤耕耘，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可谁曾想到风云突变，“文 革”时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他们这21人被打成“苏修特务”，“4821苏修特务案”也成了由康生主抓、中央三办立案的大案。在那段黑色岁月中他们经历了种种坎坷和磨难，1968年邹家华和叶楚梅夫妻俩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下狱，直到1970年后才得以出狱 ；崔军被挂着铁牌游街示众；朱忠洪在长春被打成“现行***”，精神受到严重创伤，后来在北京失踪。80年代初在胡耀邦的过问下“4821案”被平反，这些留苏学子才得以继续为祖国的建设再立新功。从那时起，这21人中除罗镇涛去世、朱忠洪失踪外，都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李鹏、邹家华曾分别担任过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林汉雄曾任国家建设部部长，叶正大曾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谢绍明曾任科技部副部长，萧永定曾任轻工业部副部长，罗西北曾任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院长，叶楚梅曾任机械工业部机床局副局长，贺毅曾任武警水电指挥部主任，崔军曾任武警水电指挥部副主任，任湘曾任北京地质局局长，其他人也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担当重要职务或者成为技术骨干。

  现在回首这些红色儿女的峥嵘岁月，他们身上所洋溢的坚韧、勤奋、奉献的时代精神是那样震撼着我们的心灵，这种时代的精神值得我们传承下去。

编辑 李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