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是中国近现代精神领袖

最初的“革命教材”

 

湘西草堂不如杜甫草堂知名度高，可它却是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退隐船山潜心笔耕的寓所，曾在这里撰写了八百万字著作。从这个意义说，它远比杜甫草堂更有“思想”。

 

思想的光芒，好似夜空的星星，越是黑暗如晦，越发明亮耀眼。一旦曙光初照，反倒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因此，在思想已被轻歌曼舞淡化的商品时代，要想了解当今最走红的歌星影星，可去问一问插着耳塞走路坐车都在听MP4的妙龄少女；要想知道思想家王夫之（别称船山）的伟大，就得翻一翻灾难深重的中国近代史。

 

“王船山一生卓越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之受制于外来民族为深耻奇痛……然所谓外来民族如英、法、俄、德、美、日者，其压迫之甚，远过于汉族前日之所曾经验。”这是近代著名学者、教育家杨昌济说的。他不仅对船山学说情有独钟，而且以他的人品和学识，熏陶和影响了进步青年毛 泽东、蔡和森、邓中夏、李维汉等中国革命的栋梁级人物。

 

二十世纪之初的长沙，有个名闻遐迩的船山学社，经常结合时局举办船山学说讲座。尚在探求救国之路的毛 泽东不仅自己去听，还常邀陈昌、肖三等同去听讲。船山学说无疑是他们最初的“革命教材”。

           

船山经世致用的学说和光复汉族江山的民族思想，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产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国同盟会本部宣言》，以王船山等志士仁人作为民族复兴的思想旗帜。他在表彰湘籍烈士时感慨地说：“此次义旗一呼，万方响应，实由民族学说灌输人心，已非朝夕，故铜山崩而洛钟应，光复大业，期月告成”。

 

以敢于当面责骂蒋介石而蒋介石也无可奈何的大学者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后评介道：“船山学说为民族光复之源，近代倡义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源木本，瑞在于斯。”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出现了“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思潮，其杰出代表魏源曾认真研读过船山部分著作，深受船山主张“变革”思想的影响，并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之长以制夷”的著名论点。

 

船山学说对洋务运动主要人物——湖南湘乡人曾国藩、湖南湘阴人左宗棠，都曾产生过较大影响。曾国藩多次在日记中记载了研究心得；他在去世前二十天，还在翻阅《船山年谱》。

 

近现代湖南之所以英才辈出，均可追溯到王船山这个“精神领袖”。

          

跨越两个朝代、六位帝王

 

湘西草堂面积不大，宛如湘西的普通民舍。船山建时，应为茅舍；现为砖瓦结构。一厅两室。走进客厅，最醒目的是船山巨幅画像及船山先生的自撰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上联稍好理解；下联却令人懵懂。参观时一忽略，再想讨教，已在千里之外。只好留待自己慢慢去悟！

 

王船山（公元1619-1692年）的人生足迹跨越了两个朝代，六位帝王。

 

他出生刚一年，万历皇帝就去世了。这个对他本应没有什么关系的神宗，竟然整整影响了他一生。这是因为神宗纵情于酒色财气，二十年不理朝政，导致努尔哈赤军队在萨尔浒战役中大获全胜，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由于有张居正十年改革的成果垫底，神宗的腐朽统治居然维持了四十八年，是明朝执政时间最长因而危害也最大的一个皇帝。《明史》一言以蔽之：“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紧接着，又是明朝最短命的泰昌皇帝。三十九岁的光宗继位才一个月，就因夜夜纵色，暴毙而亡。留下了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大明代疑案。

          

仓促粉墨登场的熹宗朱由校，自小因受父亲争夺太子位的牵连，失去了出阁读书的机会。至十六岁被推上帝位时几乎是个文盲。但他恐怕也有着心灵手巧的天性，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木匠活并乐此不疲。因此便有了明朝历史上罕见的“木匠治国”。天启皇帝在位的七年，一脑袋扎进木头堆里，专心致志地制作亭台楼阁的模型，且制造出了非常机巧的水戏玩具，史称“巧匠不能及”。可国家的大权，却交给了一个同样目不识丁的宦官魏忠贤。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没文化便只信任文盲的缘故吧。魏忠贤本是一个市井无赖，吃喝嫖赌无所不能。只因欠了巨额赌债走投无路，这才阉割了生殖器进宫当了太监。鬼使神差地当上皇帝的“替身”之后，他运用地痞流氓的那一套来管理国家，无疑加速了明代的覆亡。若非熹宗偶尔划船遭遇狂风，船翻落水受惊成疾，不治身亡，也许明朝早就结束在“木匠”手里了。

 

思宗朱由校接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这位明朝的末代皇帝，极想振兴朱家王朝。他既机智又愚蠢，既有胆略又刚愎自用，既有高招又屡出昏招。他的神来之笔，就是巧妙利索地割去了魏忠贤这颗毒瘤。而他最臭的败笔，就是中了后金皇太极的反间计，杀了镇守辽东的战将袁崇焕，以及镇压农民起义的悍将贺人龙，自毁长城。结果导致清军威逼边关，李自成攻陷京城，崇祯皇帝他自己也吊死在煤山上……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随着明朝换代，江山易主，王船山的入仕之梦无情地幻灭了。

 

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四岁接受启蒙教育，七岁读完儒家经典十三经，十四岁考中秀才，二十四岁考取举人。崇祯十六年，他与同样才华出众的哥哥踌躇满志地赴京会试，满心指望能够金榜题名、蟾宫折桂，谁料京城正遭闯王与清军的双重夹击，形势紧张，会试已经改期，兄弟二人只得怅然回湘。

    

没过多久，崇祯自尽，闯王兵败。清军的铁蹄已踏平北京，挥戟南下。所到之处，横尸遍野，血流成河。

    

清军以极其残暴的方式统一中国。顺治三年，清军攻入扬州，下令“屠城十日，然后封刀”，被屠杀达八十万人。清军血洗嘉定、江阴，到处屠杀与掠夺。

    

“人民多遭惨杀，田土尽成丘墟”。船山的父亲、叔父、次兄，先后死于兵荒马乱。消息传来，激起船山的极大愤慨。得知湖广明军大举反攻，船山深受鼓舞，毅然联络志士，策划在南岳后山方广寺起义抗清，执干戈以卫社稷。

               

书生报国，往往比常人更有激 情，可也因此会有比常人更多的悲哀。岳飞“壮怀激烈”，率军抗金，屡立战功，却被秦桧以“莫须有”罪名残害；陆游深以南宋偏安一隅、屈膝乞和为耻，念念不忘收复中原，却被主和派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多次罢职闲居。只能在临终前嘱咐子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辛弃疾一生力主抗金北伐，种种方略谋议，均遭冷遇。且年富力强就遭谗落职，赋闲二十年，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将满腔杀敌**化作千古传诵的“豪放词”。文天祥组织义军阻止元军东下，有心杀敌，无力回天。最终被元军所俘掳，拒绝投降，化为绝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朝廷败势已定，书生纵有一身武功满腹良策，也扭转不了颓败的大局。方广寺起义很快便以失败告终。船山遂转徙广东肇庆，投奔南朝，在永历政权任行人司行人。他多么希望南朝积蓄力量，东山再起，却目睹永历政权腐败横行。他三次上书，弹劾奸臣王化澄，几遭不测。全赖忠贞营统帅高必正营救，才逃过一劫。他从此流亡祁邵山野，四处漂泊。

               

家仇国恨，使他发誓不与清廷为伍。相传他每次外出，不论晴天还是下雨，他都手擎雨伞，足履木屐，表明自己“头不顶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

    

流浪生涯，使他更广泛地接触了社会，更深入地体察了民情。他深知刀枪之硬，终将化解于文化之柔。他决心以复兴民族文化为己任，献身华夏文明的批判与继承，“以柔克刚”。他打定主意要归隐山间，研究学问，撰写论文，“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几经转徙，直到四十二岁才定居石船山下，用茅草和土坯建起了湘西草堂。他将自己比作报国无门的三闾大夫屈原，撰写了沉郁顿挫的门联：沅水三闾国，湘西一草堂。同时他又自认“天降大任于斯人”，要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思想与活力，题写了自我激励的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王夫之与康德，东西方哲学史的两道叠影

 

归隐后的王船山，和相隔一个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康德恰似东西方哲学史的两道叠影——

    

康德（1724-1804）一生都如同归隐般生活在东普鲁士哥尼斯堡，连到百里之内走一走的次数都有限。他就在一种单调而有规律的生活中，建立了他的哲学体系，完成了《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三大批判。他不但是笛卡尔、莱布尼茨哲学的继承者，而且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继续者，还是法国启蒙主义哲学的继承者。前人的研究成果，在他这里融会贯通。他有选择地借鉴、有理性地批评，有创造地建立，最终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船山后半辈子再没离开过故乡，他在这里著述三十余年，完成了《周易外传》、《读通鉴论》、《读四书大全说》、《尚书引义》、《宋论》、《恶梦》、《诗广传》等著作，在哲学、史学、文学等方面都有卓越贡献，特别是在哲学方面，继承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张载的理论传统，对佛教神学和宋、明以来的程灏、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学派进行了总批判，他的理论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在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

    

康德不仅研究哲学，也涉足科学。写过《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和《宇宙发展史概论》，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至今还没有哪一个科学家能够证明它或者驳倒它。

    

船山的视野更开阔，课题更广泛，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史学、美学、文字学、音韵学、军事、天文学等诸多领域，堪称伏尔泰、狄德罗百科全书式学者和文化大师……

          

中国哲学史一瞥

 

哲学，对于不懂哲学的人，似乎没有意义。但不懂哲学不等于可以离开哲学，因为哲学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智慧，也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思想文化成熟的标志。没有完整的哲学体系和代表人物，这个国家或这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就没有达到历史性高度。

    

中国古代哲学最活跃的时期是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仁”与“礼”的学说及“中庸”观念，发展了殷周及春秋以来的传统哲学思想及伦理观念；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提出“道”和“无为”的学说，开创了中国古代哲学中宇宙论的传统。这是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个主要流派。此外，墨子的“兼爱”、“非攻”，孙武的古代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孟子的“仁政”学说，管子的“法、礼结合”，庄子的“逍遥游”，惠施的“合同异”说，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荀子的“性恶论”，韩非的“法、术、势”，以及《易传》的朴素辨证法思想等等，都闪烁着璀璨的思想光芒，构成了中国哲学史上的绚丽风景。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爆发了多次打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新建的封建王朝，为了巩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一方面继承了秦王朝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又大力提倡儒家学说。在汉代出现了宣扬“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董仲舒，大肆鼓吹天命论先验论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为皇权和豪族的特权作辩护。与此相对立，出现了一批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哲学家，东汉哲学家王充所作《论衡》的批判矛头，不仅指向天人感应、谶纬迷信，而且也指向腐朽的封建官僚政治；西晋唯物主义者裴頠提倡崇有论，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杨泉提出元气说，同玄学唯心论开展了斗争。东晋哲学家范缜的“神灭论”理论，则把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推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到了隋唐时期，儒、佛、道三教，既有纷争，又有融合。韩愈著作驳斥佛老的出世主义思想，高扬儒家的道统说和伦理政治学说；柳宗元则认为佛教思想与《易》、《论语》合，刘禹锡也称赞佛教有助于教化。

    

宋元明时期，社会中的各种矛盾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于哲学思想。北宋初期的周敦颐、程颢、程灏，提出了新的儒家思想体系——道学，南宋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陆九渊以及明代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在相互批驳争论中继承并发展了周敦颐、二程的哲学……

          

博大精深的船山思想体系

 

中国哲学与希腊哲学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是直接为政治服务。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替统治者布道的辩护哲学，是束缚平民精神的禁锢哲学。而进步思想家，总是试图将哲学用来解放思想，推动社会变革。因此，有的看上去是纯粹的哲学命题，实际上却暗含着“解放”还是“封闭”的原则性分歧。

    

船山特别推崇北宋哲学家张载“气一元论的自然观”，肯定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建立了“太虚以实”、“虚实皆气”、“气者理之依”、“理在气中”、“体用胥有”的元气本体论。强调“天人之蕴，一气而已”，“气”是构成世界万物的本源，从而在哲学根本问题上彻底清算了理学唯心主义。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主体的认识作用叫做“所以知”，认识的客观对象叫做“所知”。船山认为主观认识是由客观对象的引发而产生的，建立了“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的认识论，强调“所”的物质第一性和“能”的认识第二性；同时指出“事之来”与“必之往”是认识过程的两个侧面，必须发挥“心之往”的能动作用，从而比较全面科学地解决了主客观关系问题，登上朴素唯物主义的高峰。

 

船山将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归结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肯定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任何事物都是矛盾对立面的统一，既相反相成，又相互转化。提出了“天下之变万，而要归于两端”、“乾坤前建”、“阴阳不孤行于天地之间”、“合二以一者即分一为二所固有”的矛盾学说。船山的矛盾统一观代表了朴素辩证法的最高思维成果。

    

船山认为事物的规律、准则只能依存于具体事物，事物发生变化，则其准则、规律也变化，同样，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社会应不断进行变革，反对因循守旧，提出了“尽器则道无不贯”的道器观。认为“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者。无其道则无其器，人类能言之……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固其诚然也”，只有“趋时治道”，才能适应和推动社会发展，从而对中国近代哲学运动和社会变革产生重大启蒙作用。

             

船山还意识到民心向背的巨大历史作用，提出“理欲合一”，认为“人欲之各样，即天理之大同”，建立了“即民以见天”、“举天而属于民”的历史动力观。在区别“公欲”与“私欲”的基础上，提出一套“不以天下私一人”的“公天下”和“有其力者治其地”的均天下的社会改革方案，具有早期启蒙者的人文主义思想曙光……

    

船山“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矣即安者在矣；取古普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以忧患民族兴衰的意识，以体察民生哀乐的情怀，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批判总结，对历代尤其是明朝的兴衰进行深刻的反思，撰写了一部部富有真知灼见的理论书籍，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体系。

 

这是中华民族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时至今日，海内外研究方兴未艾……

         

“彼用剑锋未竟之事业，吾将以笔锋成之”

    

蛰居在湘西草堂，船山时受贫寒的侵扰，生活极为困窘。最尴尬的是，他需要大量的纸和笔，却无钱购买。一向羞于求人的老夫子，不得不经常恳请学生和朋友们加以资助。

    

就是在这种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他文思泉涌，发奋著述，常常累得磨不动墨，握不住笔——“手不胜砚，指不握笔”。船山的“乞活埋”，莫非指的是这种如同“活埋”的隐居笔耕生活？从这个角度理解，也许“活埋”就是描述“船山式隐居”的最形象的同义词。

    

巴尔扎克在一尊拿破仑石膏像旁写道：“彼用剑锋未竟之事业，吾将以笔锋成之。”船山真刀实枪的反抗，对清军的占领无济于事；而他通过思想文化体系的创立，却启迪和激励了一代代大清王朝的掘墓人。他的不屈的身影已融入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

原题：中国近代的“精神领袖”——王夫之 

王洪江，中国作协会员，天津文学院签约作家。

选自王洪江《先哲纵览》，群言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

编辑 李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