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岳为出版的丛书题字。

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人物小传

薛岳将军。

薛岳(1896年-1998年)

原名薛仰岳，字伯陵，广东韶关乐昌客家人，抗日战争时任第九战区总司令，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曾在抗日战争中取得多次对日作战胜利，被认为是“抗战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

4月29日，薛岳儿子薛昭信在台北办公室中。身后墙上挂着他赴美求学前父亲送的“诚”字。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薛昭信(62岁)

抗日名将薛岳的第七子，1953年生，美国南加州大学建筑硕士，台湾杰出建筑师。

薛维忠(75岁)

薛岳的侄子，1940年生，台湾大学经济系毕业，美国麻省大学数学统计研究所硕士。曾任“交通部”运输计划委员会统计处副统计长、“行政院”经建委管制考核处处长、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等职。

纪念馆

战利品“日本黑龙头”

美国总统杜鲁门授予薛岳的“自由勋章”。薛昭信供图

薛岳过世后，家属整理遗物，没有什么财产，但其获得的“青天白日勋章”、美国总统杜鲁门颁授的“自由勋章”保留完好。在薛岳的遗物中，还有一对颇小巧类似鹿角日本军刀刀架，名为“日本黑龙头”，这是薛岳在长沙会战时从俘虏的日军将领处所得。

◀薛岳在江西主持受降仪式，日方献上的军刀。支撑军刀的刀架即为“黑龙头”。

薛岳儿子薛昭信说，父亲在长沙会战后，专门将这件战利品摆放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以告慰战死的先烈。薛岳为其题字：“三战长沙三大捷，留此俘品慰先烈。”

嘉义县竹崎乡地处阿里山脚下。薛岳到台湾后，在这里隐居了四五十年，但他从未登过阿里山。

薛昭信记得，有一次当地里长曾邀父亲游览阿里山。薛岳说，大陆的大山大河见得多了，台湾的小山小水有什么好看。

提起童年时光，薛昭信仍觉得父亲与别人的父亲不一样。对于他们这个有9个子女的家庭，薛岳管得甚少，“感觉我们小时候跟没有父亲一样。”他总是一个人枯坐在那里，对孩子们不管不问。

“我父亲脑筋里只有国，没有家。”

薛岳修建的寓所很偏僻，离县城有10多公里。村子与外界仅有一个小木桥连接，一旦遇上山洪冲断木桥，便与外界隔绝。薛昭信说，父亲晚年想把自己“埋”在这里，放下国家大事，但实际上他并未做到，父亲的一言一行都与国家有关。

1996年，《一寸山河一寸血》纪录片摄制组来到竹崎乡采访薛岳，请他讲长沙会战“天炉战法”。当时101岁的老将军听和讲都已不甚清楚，但记忆丝毫不减，且兴致勃勃。

制片人陈君天回忆，那天老将军讲完长沙会战，起身走到书房，用一张十行纸写几个字送给摄制组。他拿纸时手抖抖的，纸上写着“精忠报国”4个大字。

“100岁的退役将军，半辈子在默默无闻的平淡中生活，还念着精忠报国，使人闻之涕下。”陈君天说。新京报记者 涂重航 台湾报道

隐居山野胸怀国家

薛昭信兄弟姊妹9人当中有几人幼年都在嘉义长大。

他们小时候为生活在偏僻的农村叫苦连天。村里没有小学和中学，他们上学都要走路到县城。薛昭信读书后去台北，才发现台北的繁华，他一度对父亲不选在台北安家而感到不能理解。

让薛昭信不理解的还有父亲对子女的态度。

薛岳对孩子们的生活、学业从不过问，更不会接送子女上学。他平时极为严肃，不苟言笑，也令孩子们敬而远之。

薛昭信说，“几个姐姐很早就被送出去读书，她们曾说自己像是没有父亲的孩子。”他记得，只有他们做错事，在外闯祸，父亲才会拎起棍子打。

薛昭信说，父亲律己很严，他年轻时嗜烟，晚年时说戒烟，当即断掉，再无复吸。

薛岳在竹崎的生活也保持着军人规律。他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在院子里打太极拳，然后习字、看书。晚上七点上床睡觉。一日三餐也敲钟吃饭。他平时只有三套衣服，自己洗衣、叠被铺床，简朴得像个老农。

等长大懂事，薛昭信才理解父亲内心的想法。

薛昭信说，那时大陆过来的人好像都以为只是短暂住一阵子，还是要回去的。所以父亲选了个能够修心养性、自我反省的地方。一方面脱离政治，让蒋介石放心;另一方面父亲在此面壁思过，为撤离大陆而自责。

撤退台湾后，薛岳担任“总统府”军事顾问、“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但那都是有名无实的虚职。上世纪80年代，薛岳给蒋经国写信指出，“光复大陆”已不可能，建议裁撤“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更名为“国家统一委员会”，以推动两岸和平统一进程。

薛昭信说，在那个时代，父亲能提出这个建议，也是很超前的。他虽然隐居几十年，也一直没有放下国家。

薛家人多“不懂圆融”

薛岳三弟薛仲述的儿子薛维忠，曾跟薛岳一家住在一起。他是薛岳最亲近的一个侄子，小时候深得薛岳的喜爱。

薛家五兄弟一直没分家。薛岳是名副其实的族长，担负着照顾大家族的责任。

“大伯脾气倔强，不懂圆融，这点也是我们家的遗传。”薛维忠说，薛仲述也是一名职业军人，跟着薛岳打仗，官拜中将。他们家当中，多数都与大伯和父亲薛仲述一样，都只会做事，但不通政治。薛维忠认为自己“嫉恶如仇”的性格也来自于大伯和父亲的遗传。

薛岳也是少有的敢顶撞蒋介石的几名国民党将领。

据台湾作家许之远说，他曾亲自向薛岳证实：薛岳奉命从海南岛撤兵回台湾，还为此事与蒋争论;离开时，他的披衣不慎碰倒一个花瓶，但薛岳头也不回走了。

连令薛岳扬名海内外的长沙会战，也是其与蒋介石以死抗命，“吵架”吵来的。

“经过宋美龄在中间调停，蒋介石才同意大伯在长沙打。”薛维忠说，大伯的原配夫人方少文与宋美龄是拜把姐妹，她们都是海南文昌人，所以大伯与宋美龄关系也非常好，他的很多话都是通过宋美龄传的。他和蒋介石闹矛盾时，宋美龄也从中做了很多工作。

潜读典籍体悟宽恕

在薛昭信的记忆中，父亲很少同他们讲自己万家岭大捷、长沙会战等辉煌战绩，但他偶尔会在饭桌上讲早年他跟随孙中山先生的经历。

后来薛岳人称“百战将军”、“中国战神”。薛昭信说，父亲会打仗，除时势造英雄外，还与孙先生早期的教导分不开，父亲很多理念和观念都有孙先生的痕迹。

“父亲曾说，带兵如水桶里装水，桶是方的，水就是方的，桶是圆的，水就是圆的。”薛昭信说，父亲曾说，作为将帅，要先做人，将军什么样，带出的兵就是什么样。

到台湾后，薛岳刊印几套《诗经》、《曾文正公集》、《孙子兵法》等传统书目，潜心阅读。在薛岳印的《诗经》扉页，恭录了国父遗墨，并用草书写下“诗经可以养心养性，可以为善为忠，可以移风易俗”。

薛昭信说，父亲隐居期间最喜欢练字，摘录论语、诗经里的句子。但他练完就将字烧掉，薛昭信说，父亲年轻时一直打仗，养成习惯无论是机密文件的还是平常的习字，都会烧掉。

因此薛岳的遗物并不是很多。再加上他一生简朴，没多少东西留下。以至于如今乐昌九峰老家想建一个薛岳博物馆，家属们也没有资料可拿。薛昭信说，他们如今正让各家慢慢收集父亲的遗迹，准备建一个薛岳网络博物馆，供后人瞻阅。

薛岳九个子女中，女儿名字中间都有一个“敬”字，男儿名字中都有“昭”字。五个女儿名为“平、国、仁、德、民”、四个儿子名字为“明、汉、信、恕”。

薛岳的下属曾跟薛昭信笑谈，他父亲之所以给他取名为“信”，意思是铭记蒋介石“失信”，不该让他弃守海南岛。薛昭信的九弟名为“恕”，意思是薛岳反思和自省后，开始对蒋介石的做法予以“宽恕”。

一家逃不了忠孝信义

“他们那代人很讲四维八德。”薛维忠说，大伯给他起名为“维忠”，给另外一个侄子起名“维诚”。嘉义县的旧宅，薛岳也将其起名为“忠恕邨”。

薛岳的传统观念也影响着后辈们。

薛昭信在台大念完建筑后又赴美国南加州大学攻读建筑硕士，毕业后在美国工作。

上世纪80年代，薛岳患前列腺癌一度身体很不好。薛昭信认为自己那时必须回来照顾父亲。“否则会做噩梦。”

回到台湾，薛昭信结婚成家，并成为台湾知名建筑师。“可能是冲喜的缘故，父亲后来身体恢复的很好。”

薛维忠的女儿薛一心如今在大陆工作，担任春晖博爱儿童救助公益基金会的执行长。薛维忠说，女儿以前是美国百事可乐公司的中国区总裁，而现在放弃高薪转做公益项目。

薛维忠说，他们薛家的后辈们受大伯的影响，一生都逃不脱“忠孝信义”，女儿的民族观念比他还要深。

薛岳到台湾后很少流露对大陆故乡的眷恋之情。只有在他近百岁时，有一次薛昭信去深圳出差，薛岳给他写了一个地址，说这是他们当年广州的旧宅，可以去看看。

后来薛维忠走访大陆，带回韶关的白辣椒，薛岳尝着家乡的特产，才讲出一句，“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回故乡。”

衡阳守城战主将后人的变奏人生

人物小传

方先觉，安徽宿县人，时为第九战区第二十七集团军第十军军长。

方先觉(1903年-1983年)

安徽萧县人，黄埔三期毕业，国民革命军二级上将。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任第十军预10师师长，率领部队坚守长沙城。1944年6月至8月，方先觉率1.8万余将士坚守衡阳47天，此役也是国内战场最惨烈一役。

4月9日，方先觉的儿子方略怀念童年生活，离开西班牙回到湖南衡阳生活。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方略(84岁)

方先觉长子，曾赴美留学，并在西班牙定居，从事外贸多年，现回到湖南衡阳。

衡阳市距离南岳古镇4公里处有一座忠烈祠，里面供奉着抗战期间牺牲的国军将士，张自忠、郝梦麟、佟麟阁、赵登禹都有单独的碑位。

“如果方先觉在那场战役中牺牲，我想也会被供奉进去。”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邓涛说。

1944年8月8日，苦守47天后衡阳城陷，毙伤日军近4万的第十军弹尽粮绝，1.8万人仅剩不到2000，且皆为伤兵，军长方先觉和日军议降，后被解救回重庆。这成了方先觉和后人们的人生拐点。

说他投敌的人，仍时不时拿这件事做话柄，就连方先觉的晚年，也一直流传着“落发为僧”、“郁闷自尽”的说法，于是很多人感慨，“将军只欠一死”。

听到父亲是**的说法，84岁的方略很平静。他说父亲死于心梗，更没有出家当和尚。

短暂的沉默后，他说，“做了一辈子军人，这件事对父亲的改变很大。”

严禁后人从军

在冲印的大幅照片前，方略端详了半天。照片里，一身戎装的方先觉稍稍将头转向右侧。

“对，对，父亲照相就是这样侧着脸拍的。”方略说，抗战时，父亲的右侧面颊曾被击中，取出弹片后，右脸留下了浅坑。

退守台湾后，方先觉只能做些闲职。方略说，父亲每天沉默寡言，回到家里也从不和子女提及工作。他很少约束子女的选择，除了参军。

在台湾大学英文系读完大一，方略报考了军校，方先觉得知后大发雷霆，拿扫帚追着打，并训斥道：“放着书本不念去参军，脑子里想些什么”。

方略说，父亲痛恨战争，但派系争斗更让他焦头烂额，“他是个纯粹的军人，根本不懂政治，也不会站队”，因此不愿让子女再做军人。

坚信父亲是英雄

直到今天，关于父亲在战场上的经历，方略几乎都是从副官之间聊天时听到的，“父亲从来不和我们讲战场上的事。”

衡阳城陷前，方先觉发给蒋介石的“最后一电”，“父亲是下了赴死的决心的”，方略说，彼时突围已不现实，如果长官战死，即使士兵突围成功也会被军法处置，父亲不愿冒这个险。“为什么战死才叫英雄，为什么要做无谓的牺牲，两军交战有俘虏是很正常的，假如你为敌人所用那才叫叛徒。”

方略坚信，父亲是民族英雄。衡阳城破前夕，一家人到桂林避难，“满街店铺的橱窗里都是父亲的照片，上面写的就是‘民族英雄方先觉’”。

多年前，几名参加过衡阳战役的日本老兵为了纪念方先觉，特意先来衡阳取湘江水、衡山土，再到台湾去祭祀，但这无法改变方略对日本微妙的感情。

邓涛说，做了几十年外贸生意的方略，去过太多的国家，但唯独不去日本，也从不坐日系车。

2011年，方略回到衡阳安家。和生活在上海与台北的弟弟妹妹相比，他说自己更怀念在衡阳的童年。

那时，方略在父亲的要求下，每晚要临摹柳公权的字帖，在燃油灯下读《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那时，父亲就坐在堂屋里，他和弟弟妹妹们围上去叫声爸爸，又赶紧跑开了。    编辑 李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