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百熙，字埜秋，号潜斋，谥号文达。一八四七年四月初六日生于长沙县沙坪张家大屋一书香世家。光绪十九年会试列二甲第六名进士。先后为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南书房侍讲、侍读、国子监祭酒，直至做到清廷五个部的尚书。

他幼小门风家教极严，又经时代风云际会洗礼，更培育出他的爱国主义情怀及其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张百熙曾诗中自述，“予生属多难，盗贼弥乾坤。六龄遘干戈,蹙蹙湘水滨。七龄永明邑,趋庭奉双亲。仓卒颦鼓来,跣跣惊逃奔……。”“方我少年时,读书气嶙峋,常怀四海志,放眼横八垠。”正是从小怀抱读书报国志向；兼颠沛流离备尝艰辛，亦影响到他后来从政生涯关注民间疾苦，乐于忧患与共。

1901年初，清廷迫于舆情四起、内外进逼，正式向全国颁布兴学诏书。其后，下旨专委他司任管学大臣，总理恢复京师大学堂“张百熙责无旁贷”。原首任管学大臣孙家鼎，1898年11月接手“校舍修葺移交”，隔年9月21日戊戌事变，年底闹病全身而退。许景澄接任半年多，因八国联军殃及学堂而关闭。张百熙上任，更值维新与保守两派对峙，中西文化碰撞，科举新学交葛。厘定颁行学制一一他制定学章首倡人人入学。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进一步加大对中国内地的渗透掠夺。张百熙反省大清积贫积弱，是我们的综台国力与之差距太大；这种双方搏弈最终又折射到全民的整体素质上

张百熙从源头上“上溯古制，参考列邦”，认为晚清国民教育存在许多痼疾。

一是中国不多的高等学堂无统一的学制规定，政府没有可供操作的学章和制度制衡各地教学管理机构，使地方学院和私学在一定程度冲击着清廷“学在官府”、“学术官守”。

二是贯输内容陈腐。西方高校开设“声、光、电、化、农、工、医、算”八科，大清莘莘学子还在死背八股文。三是教学体制割裂。从小学到中、青年取仕的全学程，实为绑架在科举上的应景式教育。张百熙“细心考察、夙夜构思”先期向朝廷上呈《钦定学堂章程》，并包括蒙学堂、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钦定京师大学堂系列文本。因起草颁行仓促，覆盖面不够宽泛，兼某些复杂因素干预，清廷又增派刑部尚书荣庆、大臣张之洞一道拟定新本，第二年初《奏定学堂章程》成行。该学制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修业年限及相互衔接，将学制划分为三段七级，共25～26年。

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4年，初等小学堂5年和高等小学堂4年；第二阶段为5年中等教育；第三阶段为高等阶段，设高等学堂，“以教大学预备为宗旨”，之后是大学堂。在后来运行中虽略有增删，但总的反应较好且对近代教学规章均有积极影响。

新章程对学生品德全年稽察，分“言语、容止、行礼、作事、交际、出游”打分，第列等次，这就改变了一些人的不良恶习。原仕学馆招京都五品、外省八品官员就读，生员吃饭争上席，入夜下窑子、饮花酒、吸鸦片。最啼笑皆非的早上晨练，教师要呼请某老爷出操，中间喊某大官人向左、向右转，他们后来却干脆让僮仆代操。此外章程凸显“三性”也为学界好评，即爱国性，强调明伦理爱国家为根基；资生性，即多开专项实业技能课程，为学生具有谋生技艺为成效：强迫性，更规定凡国民七岁以上均入学，“除废残、有事故外，不入学者罪其家长”。

打造精英团队，他礼聘学界名流济济一堂。如聘桐城派领袖吴汝纶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一度以“学浅年迈”坚不出山，张百熙穿着大礼服主动登门，为国内学子跪拜求师。湖南鸿儒张鹤龄也是通过他派人赤诚相邀，最终出任京师大学堂副总教习。

与此，还向朝廷奏派于式杖为总办，蒋式、绍英等为提调。近代启蒙思想家、维新人士严复受聘担任译书局总办。又聘海内知名学者杨仁山、屠敬山、王瑶舟、孙诒让、蔡元培等襄助教务，共倡新学。鼓励因材施教，他要求各科教习编写讲义，且又侧重于前沿性实用性。

为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学研方向融汇，张百熙专门委托朝廷命官，从国外购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13所高校的课程编排及教科书，以此作为大学堂编译教材的范本。对传统国学教材的编纂，张百熙更极度重视亲拟四条：鼓励因材施教，他要求各科教习编写讲义，且又侧重于前沿性实用性。

为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学研方向融汇，张百熙专门委托朝廷命官，从国外购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13所高校的课程编排及教科书，以此作为大学堂编译教材的范本。对传统国学教材的编纂，张百熙更极度重视亲拟四条：“一曰定宗旨，二曰芟繁碎，三曰通古今，四曰求贯通。”

此外，他还提出培养有用之才，必须精习有用之学。为此，他力主缩减经学课程的分量，增加西学科目的课时。如政科除经学、诸子、词章外，还调整增加了伦理、中外史学、中外舆地、外文、算学、物理等课程比重。政科一周36课时，后来伦理、经学、诸子、词章总共仅占四课时。对中外教习他都秉持“严为爱，宠为害”， 如提出“禁洋药（鸦片）为鸩毒”、“不得借词宣讲宗教”等，“凡聘用外国教员者，均应签署合同”。后还专门设立一条，“学堂教员……，均应列作职官”，“以时考核其功过而进退之”。

医学馆的某日籍教员一次领学生上生物课解剖一只山羊，遭到慈禧派员严词申饬。外教一时吓得瑟瑟发抖，张百熙亲往求见慈禧，他说宰羊是培养学生临床动手能力，日后可抢救很多患者，正是考虑老佛爷的菩萨心肠，他才拦下没予奏报、现特请老佛爷圣裁治罪。经这样一说慈禧不再发作。完善配套设施——他管教治理学堂井井有条。

张百熙围着京师大学堂旧址不知走了多少圈，看校舍，访周边，谋拓址。原内务府交前任校舍尚有340余间，“丈量学堂四面围墙，计南北不过六十丈，东西不过四十丈，中间所有房屋仅敷讲堂及教习官役人等之用，其西北两边讲舍不足百间。”

挂牌，张百熙一众人等先在戊戌时期强学会原址成立“京师大学堂筹备所”，“顺带”将官书局附近的译书局奏请划入大学堂名下。

扩址，他奏陈将属外务部的同文馆、国子监管辖的宗室学堂、八旗学堂“并入大学堂办理”，另将红楼一块14亩多的地“申建京师大学堂运动操场”。

经费，先前沙俄修筑一条山海关直通海参崴的铁路，约定沙俄每年须支付清廷利银35万两，一直存于华俄道胜银行，到1902年已达500万两，张百熙请以此“拨充大学堂经费”获准。

1900年8月原京师大学堂奉旨停办，尚有余款也存于华俄道胜银行。他向朝廷户部多次“磨蹭、磨蹭”，这款也打到大学堂户头。百熙提出京师大学堂难为历年给各省输送人才，最终清廷出面，“请饬下各省督抚、大省每年筹二万金，中省一万金，小省五千金，当年拨解京师大学堂”。

藏书，张百熙规划充实大学堂藏书，先是从国子监“商拨”调入一批书籍，接后从民间购进大批旧本时务新书，又调动译书局“开足马力”添补大批，另从江、浙、湘、粤等官书局取其刊刻的经史子集及时务书籍329种，一式十（套）册，总计又逾万部（册），新建藏书楼的书册竟比戊戌年前还多出几倍。

仪器，一是大学堂派专人从各地按需购入，二是委托外国教习或出访的朝官及驻外使节购进批量仪器，三是略为简便的器皿器物，自修自制补充。官派学生留洋——他上下周旋排除层层狙力。他报请清廷选派生员留洋，缘于办学过程中深感精通西学又熟洋务的人才太少，能培养一批回京师大学堂派任自用，实为解决大学堂后继乏才。

大学堂筹办恢复期间，更遇到一堆人事问题。以前外教有的来自海关弃员，有的从教堂神职人员混迹进来，无执教经历，更或还在授课期间兜售宗教。为净化风气他将包括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等人全解聘，丁鼓动美国公使康格向清廷施压。

意大利某公使也坐等总理衙门必须要安排意大利外教授课。百熙顶住压力不为所动，正是这番义正辞严的拒聘，最终得到清廷理解。他还曾与荣庆拍桌硬杠，“百熙坚主选派留学生，而荣庆滋不愿，后卒派遣，荣庆怨之，益专横”。

这年底，百熙亲自从大学堂速成科中选送31名学员到日本、16名学员赴西洋诸国留学，更以个人身份亲送至火车站挥手作别。变革用人机制——他终结科举泽惠芸芸众生。当时大清官场拔贡选吏实际上奉行双轨制，传统科举继续运转；京师大学堂生员毕业也予授职。而每逢乡试科考“请假者众”，尽管其对学生“均准其照例应乡、会试”，但学员返归又带来一个调适期对功课冲击影响不小。

张百熙先期于《重订学堂章程折》中就向清廷建议对旧制开科取仕应逐年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

1904年元月他再次牵头和荣庆、张之洞联名向清廷《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9月份政府诏令正式停止科举考试。让人想起张百熙成于科考亦送走科考；同于他奉献大学堂也负谤于大学堂。他曾对一众门生随其走进最高学府，先期就打过一剂预防针要留退路。

这学堂要是办得好，就衮衮诸公，要是办得不好，就诸公滚滚。他曾经登进士门第，于冥冥神助，现时关闭门第，于神游暝暝。他后期在各学堂推行周末课休制，更被指为“误人子弟、耽搁功名”。

他晚年参与大清吏治改革为编纂官制大臣，更没少得罪佞臣、贪吏。一九0七年二月，张百熙负气受抑，重病谢世。是历史选择了张百熙，成就了近代史上盛名中国教肓之父。  

   编辑 李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