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与封建正统思想相联系，这种看法和做法，也与蒋介石统治时期所大力宣扬的“党统”密切相关。这个“党统”，大体就是：孙中山——陈其美——蒋介石，而将黄兴排斥在外。且看蒋介石1927年5月在陈其美逝世11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我们国民党是中华革命党孵生出来的。中华革命党是总理创造的，总理创造的中华革命党，也得到了陈英士(陈其美字英士)许多助力。所以我们追溯国民党领导国民的成功，我们第一纪念总理，第二是要纪念陈烈士……今天诸位来欢迎我，不是欢迎我，是欢迎陈烈士的化身。”此言一出，御用文人纷纷跟上，大事渲染。如萧继宗撰文写道：国民党先后有孙中山和蒋介石“两大英明领袖的领导，而这两大领袖之际会，与革命大业的传承，则是英士先生的全力辅佐促成的。”不难看出，这个“党统”完全杜撰和割断国民党的历史，不仅排斥黄兴，而且只讲中华革命党以后的历史，不讲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也不讲民国初年创始的国民党。其要害就是贬黄(兴)扬陈，而实质是为蒋树立正统。蒋之所以以陈的化身自居，则除了抑黄之外，还因为他在辛亥革命前后，原本就是陈的下级部属和小兄弟，他至1913年6月始由陈介绍给孙中山，不久加入中华革命党，由此发迹。他杜撰和割断历史，捧陈抑黄，完全是为着宣扬自己的政治需要。而这样割断历史、排斥黄兴，其实也造成了对国民党本身的伤害，因为仅将国民党的前身追溯至中华革命党，无异否定了国民党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结束延续两千余年封建帝制、建立民国等划时代的历史功绩;至于黄兴的巨大历史功绩及其在辛亥革命党人中的崇高地位，则是不能由人任意否定和抹煞的。

第三，上述看法和做法，也是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前面说到，孙中山长期流亡海外。这在领导国内革命中便不可避免地也存在一些局限，即他在相当长时间内，与祖国本土联太少，与国内广大民众联系太少，与国内实际革命运动联系太少。经查，孙中山自1895年10月广州起义失败后逃亡海外起，至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胜利止，整整16年间，回到祖国大陆仅两次，居留时间总计不过7天：一次是1900年8、9月间回到上海，“视察本国形势，并与本国同志进行种种磋商”，居4天(8月29日至9月1日);另一次是1907年12月，与黄兴一道由越南入镇南关，领导镇南关起义，来回3天(12月3日至5日)。而这16年，正是辛亥革命从酝酿兴起、发展到走向高潮和胜利的16年。孙中山的这一无庸讳言的历史局限，恰恰由黄兴以及其他一些在国内埋头苦干、艰苦奋斗、组织领导革命实际运动的领袖人物弥补了。正是由于这种互补，才得以成就辛亥革命运动的伟大胜利。

黄兴在辛亥革命全过程中立下的巨大的、多方面的历史功绩，都是实实在在的，无可否定也无人替代的。因此，历史的真实画面是：孙中山与黄兴共同构成了辛亥革命领导集团的核心，共同创建了民国。正如宋教仁当年所说：“黄克强先生与孙中山先生同为吾党泰斗。”章士钊生前也说过：“无逸仙则无克强，反过来说，无克强则无逸仙。”章太炎挽黄兴联则云：“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孙中山与黄兴之间，完全是互补的、互相成全的关系，而不是彼此分割、互相排斥的关系。只提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创立民国，而完全撇开黄兴，甚至排斥黄兴，一味扬孙抑黄，或且扬陈抑黄，显然是不公平的、背离历史实际的。

蔡锷性格沉稳，思虑周密，处事持重干练。在广西后期，一些广西籍年轻的同盟会员因干部学堂学员甄别事，对他产生不满，一度发起“驱蔡”风潮。他沉稳应对，劝告他们说：“成大事的人都要有个修养”，“你们太年轻，浑身带刺，不小心，将来难免杀身之祸!”到云南后，一个军队中的同盟会员向他谈及革命问题，他回答：“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一到绝对同情。”

果不其然，而且时机到后，还不仅仅是同情，而是急更改行动。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仅20天，蔡锷就于10月30日(旧历九月初九日)在昆明领导了云南重九起义，成为继湖北、湖南、陕西、山西之后第五个脱离清王朝独立的省份，也是西南地区第一个独立的省份，对于推动辛亥革命高潮发展，促进清王朝土崩瓦解，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蔡锷在辛亥革命运动中所做的第一件大事，第一个重要贡献。

民国成立后不久，袁世凯篡夺了总统职权，孙中山、黄兴先后下野;1913年，袁世凯专制自为，并悍然刺杀了革命元勋、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孙中山、黄兴再度奋起，发动了“二次革命”。在这个过程中，蔡锷曾走过一段弯路。他继续在袁世凯政府中任职。先是留任云南都督，对袁氏怀有幻想，希望建立强有力的统一国家，一再强调：“非有强健有力之政府，不足以巩固邦基。”由此，他支持袁世凯迁都北京，并主张“大权所在，不能不收集中央”。对于“二次革命”，则持明确反对态度，甚至还斥责孙、黄等为不顾国家大局、“以破坏为事”的“暴烈派”。蔡锷如此言行，尽管是从建立统一强盛国家的善良愿望出发的，却完全背离了当时国家的实际，只能有利于专制独裁的袁世凯，而不利于革命民主势力。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对拥有重兵和广泛影响的蔡锷并不放心，将他调至北京，先后委以参政院参政、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虚职，并赐予“昭威将军”名号，实则调虎离山，形同软禁。蔡锷逐步看到了袁世凯专制独裁的野心。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蔡锷深感民族危机严重，在参政院提出拒绝“二十一条”，要求下定最后作战的决心，并向袁世凯陈述了对日作战计划。袁不唯不接受他的计划，反而在5月9日宣布接受“二十一条”，藉以换取日本对他进一步复辟帝制的支持。8月14日，袁记“筹安会”出笼，帝制复辟活动公开化。至此，蔡锷对袁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决心改弦易辙。他密赴天津与梁启超商量对策，对梁说：“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得他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并私下对同志说：“国体共和，载在《约法》。有人敢违此约，国人必起而共击之，我就是第一个不饶他的。”爱国**，溢于言表。

但蔡锷毕竟是一个沉稳机智、思虑周密的人。表面上，他处处顺着袁世凯的意旨行事，甚至当袁派人执赞成帝制题名录到统率办事处试探态度时，他也首先签名表示拥护，又不时涉足京中八大胡同妓院，佯装沉湎声色、意志消沉，以缓解袁氏对他的防范。而背地里，他则在周密地策划离京反袁事宜。10月下旬至11月末，他以“患喉痛”为由，先后四次向袁世凯呈文请假，第一次是留京“静摄”，第二次是“赴津就医”，第三次是“迁地调养”，到第四次则是要求“航海东渡，赴日就医”。由于病系实情且日趋严重，袁世凯每次都明文批示同意。而实际上，他早在第二次呈文请假之前7天即11月11日，便离京去了天津，11月18日夜又离津前往日本;他之请假赴津和渡日就医，不过是他策划脱离北京并继之逃往云南的一个借口和步骤而已。往后的情况就是：蔡锷于12月初抵达日本门司后，即在黄兴所派张孝准、石陶钧等的接应下，秘密前往神户，换乘另一艘日轮，迅速南下吴淞口、香港，复取道河内直奔云南。而与此同时，他又请石陶钧带着自己的行李去箱根，装作就医的样子;并准备了多封亲笔信，让石隔日寄一封给北京袁的亲信，逐日报告在日养病和旅游情况，以掩饰行踪。

1915年12月19日，蔡锷安全抵达昆明。21、22日，即连续主持召集各方反袁势力开会，决定立即发动反袁护国战争。12月25日，与唐继尧等正式通电反袁，宣布云南独立。随即组织护国军，自任第一军总司令，率主力挺进四川，与袁军展开激烈交战。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和复辟帝制早已引起全国民众和爱国人士的强烈不满与反对，反袁护国号召深得人心。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相继独立，通电促袁退位。袁世凯在护国军的沉重打击下，在众叛亲离的无可奈何局面下，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惊忧而死。护国战争胜利结束，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黄梁梦，维护了民主共和国。这是蔡锷在辛亥革命余波阶段所做的第二件大事，第二个重要贡献。

总之，尽管蔡锷投身革命较迟，也走过弯路，但他所做的两件大事——辛亥云南重九起义和反袁护国战争，两个重要贡献——促进辛亥革命高潮发展，加速清王朝土崩瓦解和粉碎袁世凯帝制复辟，维护民主共和国，却构成了蔡锷生平事业的主流。由此确立了他在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崇高历史地位：杰出的民主革命将领、护国英雄。特别是反袁护国，再造共和，维护辛亥革命成果，卓著功勋，最为世人所称道。他的名字，同孙中山、黄兴一道，永远记载在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光辉史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