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材料主要取自作为权威部门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 泽东年谱》和《建国以来毛 泽东文稿》这两部书。我国的内参工作及其机制是中国共产 党的一个创造, 是整个新闻传播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届中央高层领导均极为关注内参。1引发本文写作的动因是这样几个问题:“文化 大革命”作为一个历时十年、波及面广的错误运动, 毛 泽东是如何通过内参了解情况的?他是否知晓内参的所有信息, 又是如何运用内参信息掌握局面的?内参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本文论述的历史起点是1965年11月10日, 这一天, 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 史家公认该文是“文 革”启动的导火索[1];历史终点是1976年10月6日, 这一天, 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 史家公认是“文 革”结束的日子。
一
毛 泽东掌控局面的领导能力无与伦比, 掌控局面的方法和方式多种多样, 信息来源渠道广泛多元。对于“文 革”这样空前未见的运动, 除了通过各种会议、日常工作、例行报告外, 阅读各种内参是毛 泽东了解“文 革”进程及细节, 并作出重大决策的重要途径。
据《毛 泽东年谱》和《建国以来毛 泽东文稿》, 从1965年11月到1976年9月8日, 比较可靠的统计, 毛 泽东阅读和批示过的各种内参有以下30余种: (1) 光明日报社《情况简编》, (2) 文汇报社《记者简报》, (3) 中办机要室《文电摘要》, (4) 中办教育办公室《情况简报》, (5) 中办机要室《情况报告》, (6) 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情况简报》, (7) 新华社电讯稿, (8) 中央文 革小组办公室《快报》, (9) 全军文 革小组《情况要报》, (10) 中央文 革小组办事组《要事汇报》, (11) 新华社《内部参考》, (12) 中央文 革小组办事组《快报》, (13) 中央文 革小组办事组《文化革命简报》, (14) 中央文 革小组办事组《信电快报》, (15) 新华社《参考消息》, (16) 中办秘书局**处《文化大革命**简报》, (17) 中办秘书局**处《要信摘报》, (18) 中央军委办公厅《群众来信摘抄》, (19) 《解放军报》总编室《军报生活》, (20) 中央对外联络部《简报》, (21) 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 (22) 中央军委办公厅《**摘报》, (23) 人民日报社《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 (24) 中央军委办公厅《内部情况》, (25) 国务院秘书厅**室《人民来信摘报》, (26) 外交部《外事活动简报》, (27) 《中苏边界谈判简报》, (28)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综合简报》, (29) 中办**处《要信摘报》, (30) 中办**处《来信摘要》, (31) 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政工组《政工简报》, (32) 外交部《新情况》, (33) 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 (34) 新华社《参考资料》, (35) 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 (36) 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组《文化大革命中涉外问题情况简报》。
以上列举的36种内参不一定是毛 泽东看过的全部内参, 可能有的内参因批示内容一时不便公开, 因而这种内参暂时没有公开。现在公开发行的另类报纸《参考消息》, 当时都是内部资料, 不是一定级别的干部不能订阅。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 《参考消息》才放宽到允许科级干部订阅, 一般民众仍然不能看到。
从公开资料看, 以上内参, 有的毛 泽东看得多, 批示也多;有的毛 泽东看得少, 批示也少。这种状况, 既反映了毛 泽东的工作兴趣, 也显示了毛 泽东的工作重心。然而, 看得少不等于不重要。有的内参毛 泽东平常可能看得少, 但批示却似雷霆万钧, 足以在政坛上刮起12级台风!所以, 从一定角度审视, 批示内容也揭示了毛 泽东的主政心态、人事判断, 反映出政坛动向和国内趋势, 这位历史巨人的复杂思想在其中显露得更加真实, 更加真切。
二
1966年6月10日, 毛 泽东在杭州会见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 谈到“文 革”的源头时说:“我们最近这场斗争, 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 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 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 讨论清官问题。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 搞文化大革命, 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1]毛 泽东这里所说的“姚文元发难”“讨论清官问题”, 就是指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长篇文章, 一时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由此, “文 革”拉开序幕。
姚文发表几天后, 毛 泽东看到《光明日报》总编室11月15日编印的《情况简编》第362期等内参, 了解到姚文元文章刊出后的一些情况, 批示:“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这些都送**一阅。看后, 着人送杭州。”[1]541-542能够让毛 泽东“一夜无眠”, 可见此事在***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要和重大!毛 泽东将这些材料批给江 青, 表明了对江 青的信任, 同时也授予江 青在这个问题上的权力。譬如1966年2月5日, 毛 泽东在武昌看到彭真2月1日报送的有关《海瑞罢官》问题的七个材料, 批示:“江 青:这批材料阅后, 暂存你处。”[1]556同年4月上旬, 毛 泽东阅《光明日报》总编室3月31日编印的《情况简编》第475期, 批示:“已阅, 退**同志。”又阅**报送的《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编印的《记者简报》, 批示:“已阅。退**。”[1]575这些内参都是江 青直接报送毛 泽东的, 内容均是反映《海瑞罢官》问题上知识界的一些动向。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从现在公开的文献来看, 面对即将掀起的政治风暴, 毛 泽东的心思深刻而又曲折、详察而又复杂。1966年1月29日, 毛 泽东复信周世钊:“数接惠书及所附大作诗词数十首, 均已收读, 极为高兴。因忙, 主要因懒, 未及早复, 抱歉之至。看来你的兴趣尚浓, 我已衰落得多了, 如之何, 如之何?”[1]554毛 泽东与周世钊是早年好友, 几十年友情不断, 故***可在周世钊面前敞开心扉, 一些压抑许久的情绪也能宣泄出来。像此信说的“我已衰落得多了, 如之何, 如之何”之类的情绪话, 毛 泽东一生中极少流露。问题是, 在这个时候流露出来, 说明了毛 泽东怎样的心思呢?同年2月24日, 在给人民大会堂服务员罗丽华题词时, 毛 泽东写道:“要注意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分析自己和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1]561这个题词反映出***对“文 革”将起后, 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与路径的初步思考。但以后的事态证明, “文 革”引发的问题远比毛 泽东此时设想的复杂, 许多问题超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
内参批示显示, 毛 泽东对“文 革”的认识, 也是逐渐清晰的。最初, 中央高层称这场运动为“文化革命”, 毛 泽东于1964年7月提议设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由彭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等组成。1966年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期间,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被冻结, 另成立由陈伯达任组长, **、刘志坚任副组长, 康生任顾问, 另有9名成员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1]573-574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中央文 革小组”初版。同年4月23日, ***在中央办公厅的一份内参上批示:“此件好, 发各同志看。各地区大学师生, 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 都应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1]581毛 泽东此时设计的“文化革命”, 还只是限于教育领域的高中以上学生范围, 还没有想到是文化“大”革命, 连小学生也被卷入。同年5月16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 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会议通过和发布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铺开。然而, 该通知仍然讲的是“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真正突出“大”和强调“大”的来头, 可能源于同年6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从此“文化革命”演变为“文化大革命”。同年6月6日, 《人民日报》转载同日《解放军报》文章《高举毛 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全称, 在中央主要媒体出现。同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文件叫《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这是由原先的题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改易而来, 表明中央高层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概念的认可和统一认识。[1]600-601毛 泽东最初想在文化领域进行整治, 故叫“文化革命”, 后来却形成全社会动员的“革命”, 故改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以后简称“文 革”。从“文化革命”演变成“文化大革命”的过程, 实际上也反映了***对这一概念的认识过程。
三
毛 泽东在“文 革”期间阅读的内参,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媒体内参, 即媒体报送的内参;二是中办系统内参, 即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文 革小组报送的内参;三是部门内参, 即中央各部门报送的内参;四是军队系统内参, 即军委办公厅及各军种报送的内参;五是通过私人渠道反映的国计民生信息。下面分别叙述。
(一) 媒体内参及其作用
媒体内参机制是***倡导设立的。毛 泽东本人长期阅读各种内参, 尤其对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报送的内参格外关注。这种长期养成的工作习惯, 在“文 革”期间继续保持。媒体内参, 多数是毛 泽东自己翻找的, 少数是他人转报的。
譬如, 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于1966年5月25日下午在北大大饭厅东墙贴出后, 《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5月27日编辑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予以刊载。康生随即将内参报送毛 泽东, 毛 泽东于6月1日批示:“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 在全国各报刊发表, 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 从此可以开始打破。”[2]62当天, 新华社全文播发, 《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报刊第二天刊载。毛 泽东在6月2日的《北京日报》空白处写下读后感言, 这就是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来毛 泽东做过两次修改, 并加了现在的标题。 (1) 2
毛 泽东视此时的北大为“反动堡垒”, 很可能与前不久的一件事情有关。同年5月11日, 毛 泽东不知从何渠道看到一则信息, 即北京大学哲学系原教员张恩慈写的一份材料。这份材料对北大“四清”工作队、北大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对北大“四清”运动的领导以及北大贯彻教育方针等问题, 提出一些尖锐看法。***将材料题目改为《张恩慈同志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 批示:“少奇同志阅后, 印发有关同志。”[2]57实际上, 这份材料一定程度上为毛 泽东尔后批示聂元梓等人大字报, 埋下了伏笔。
当时, 新华社为适应形势需要, 专门创立反映“**”动向的刊物。新华社内参是毛 泽东常看甚至必看的刊物, 它们报送的信息常因***的批示而化为巨大的行政力量。“**”期间的一些重大动作, 不少都是由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内参引发的。例如, 新华社1968年5月12日编印的内参特刊《文化革命动向》刊载的一篇电讯稿, 报道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 开展对敌斗争的事迹。毛 泽东于19日看后批示:“文元同志: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先印若干份, 分发有关同志, 然后在碰头会上宣读一次, 加以修改, 再加批语发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 此件是写得最好的。此厂情况, 我已从个别同志那里听过两次。你是否可以去那里看一看, 问一问?”[2]495 25日, 中共中央、中央**小组将这个经验转发全国, 要求各地参照执行。此后, 全国各地开展了震动一时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到同年8月24日, 新华社编印的《文化革命动向》已出至第1383期, 报送的信息量还是很大的。
《人民日报》曾有一篇内参也引发了全国性的震动。《人民日报》总编室1968年9月29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628期刊登一篇消息, 说今年5月7日是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 黑龙江省革委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 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 定名“五七干校”, 为机关革命化, 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一条新路。毛 泽东看后第二天即批示:“姚文元同志:此件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 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 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2]573 10月5日《人民日报》将这篇内参公开发表, 并在编者按语中引用了毛 泽东的批语。此后, 全国各地纷纷办起轰动社会的“五七干校”。
著名的“风庆轮”事件, 也是由新华社内参引爆的。因已有多篇讲述, 此处不再细说。尽管有些事情今天看来是错误的, 但绝不能因此责备和苛求媒体。反映问题是媒体的天职, 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这样的中央媒体更应如此。至于反映的问题应当如何看待和评价, 那是上面的事情, 而不是媒体的责任。当然, 媒体如果胡乱反映情况, 瞎报基层信息, 那就是不负责任了。
由媒体内参引发的政治“地震”, 也是分等级的, 有强震、大震、中震、小震之分。震动的等级不同, 常常与那个年代特殊的“气候”条件有关。不是每一份内参都能起到作用, 实际上媒体内参也有许多是无声消失的。以上的几个例子, 不过是讲“**”史回避不了的事件罢了。起到同等作用的媒体内参, 还可举出一些, 因限于篇幅, 不再赘述。
(二) 中央文 革小组内参及其作用
中央文 革小组成立后, 其下属机构办公室、办事组编印的内参有多种, 如《快报》《信电快报》《文化革命简报》《要事汇报》等。从《毛 泽东年谱》提供的材料看, “文 革”初期毛 泽东阅批的各种内参中, 中央文 革小组报送的内参是他看得最多的之一。1969年4月, 党的九大召开以后, 成立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 中央文 革小组事实上已不复存在, 其创办的内参也随之消亡。中央文 革小组办的内参起于何时, 止于何日, 现仍无法得知。然而, 从毛 泽东的批示情况分析, 报送信息最多, 反映情况最快的当数《快报》。据《毛 泽东年谱》记载, 到1967年2月25日, 中央文 革小组办事组已编印《快报》1334号;到4月21日, 已编到1940号;到5月20日, 已编到2213号;到11月5日, 已编到5290号;到11月13日, 已编到5414号;到11月21日, 已编至第5510号。按此天数和期数计算, 《快报》平均每天编印15期以上。除《快报》外, 中央文 革小组办事组还出过《文化革命简报》, 到1967年3月26日, 已编至第435期;到5月5日, 已编至第470期, 平均每天出一期。还出过名叫《信电快报》的内参, 到1967年5月21日, 已编至第131期;到6月19日, 已编至第234期, 平均每天出3.5期。而被叫作《要事汇报》的内参, 则不知出过多少期。从作用上看, 《快报》和《信电快报》是以反映信息为主, 《文化革命简报》和《要事汇报》则是以对策建议为主。“文 革”期间乱象丛生, 派仗纷呈, 各地时不时以发电报方式上书中央, 故诞生《信电快报》, 而《快报》的主要内容是派出记者反映的情况。从《毛 泽东年谱》看, 自1968年以后, 中央文 革小组办事组办的以上几种内参, 再也不见了。是停办了呢, 还是《毛 泽东年谱》没有收录?我们无法判断。
杨银禄著《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当秘书》一书中说:从1967年开始至1969年上半年, 江 青给毛主席选送过大量参阅材料。“报纸, 其中有《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解放军报》《文汇报》等;刊物其中有《参考资料》 (大参考) 、《红旗》《新情况》等;材料有《内部参考清样》, 各地记者站了解到的情况反映, 如文 革小组记者站的《快报》《文化革命简报》《要事汇报》, 总参二部、三部了解到的重要情报;中央召开的会议重要简报等。”该书还写道:“在党的九大以前, 毛主席对江 青选送他的材料都很重视, 篇篇都看, 篇篇都画圈;不知为什么九大以后, 看得就少了, 退给**时, 毛主席有的画圈, 有的不画。到1969年7、8月份之后, 就基本上不画圈了, 有时甚至连信封都不拆了, 原封退了回来。这个时候, **感到没有趣味儿了, 也就不再选送了。”[3]313-314可以肯定, “**”初期毛 泽东重视**报送的信息;同样可以肯定的是, 江 青决不是毛 泽东的唯一信息来源渠道, 以毛 泽东的睿智, 他肯定会设立多个信息报送渠道, 以便更全面地掌控全局。
虽然《快报》《信电快报》日均产量较高, 但***是不是每篇都过目, 这个不好说;即使阅读较多, 恐怕也不是都予以批示。给予批示的, 要么是情况比较特殊, 要么就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如1967年6月21日, ***阅看中央**小组办事组6月19日编印的《信电快报》第234期上登载的, 反映西安几个学校**派庆祝革委会成立大搞铺张浪费的群众来信后, 即批示:“文 革小组各同志:建议此件公开发表。是否妥当, 请在常委碰头会上一议。发时宜写一按语。”根据毛 泽东批示, 同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节约闹革命、防止铺张浪费的通知》, 从而刹住了这股不良风气[4]94。
(三) 中办、国办内参及其作用
“文 革”后期, 尤其是“九一三”事件后, 毛 泽东阅看最多的内参是中央办公厅编印的《要信摘报》和《来信摘要》等。中央办公厅是中央中枢机关, 握有丰富的信息资源, 由中办主任汪东兴直接掌管, 是***信得过的信息渠道。
“文 革”初期, 中办报送的一些独特信息, 毛 泽东也非常重视。如中办秘书局**处于1967年7月4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简报》第280期, 登载《全国各地群众正在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一文。5日, 毛 泽东看后批示:“林 彪、恩来及文 革小组各同志:此类事劳民伤财, 无益有害, 如不制止, 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 发出指示, 加以制止。”[4]96同月13日, 中共中央颁发经毛 泽东批示“照办”的《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 将毛 泽东7月5日批示转发各地, 要求各级群众组织对建造一事加以制止。有意思的是, 同年6月28日**曾指示军队内部要广泛建造大型毛主席全身塑像, 总参和总政为此专门拟呈通知下发。7月12日, 毛 泽东在**呈送的通知稿上批示:“退林 彪同志。此件不发。中央已有指示。”[4]97
自1972年初, 主要是一些老干部, 还有少数老专家、老学者, 如中宣部原副部长李卓然、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海军政委苏振华、杨成武女儿杨俊生等, 开始通过各种渠道, 写信给毛 泽东反映自身状况, 请求解决问题, 毛 泽东均予批示。如对吴冷西1971年12月16日来信, 于1972年1月29日批示:“此件已阅。欢迎进步。退人民日报存。”[4]425对苏振华1971年12月13日来信, 于1972年3月5日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 似可改回陆军 (或在地方) 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 请中央酌定。请汪印发各同志。”[4]429
中央办公厅内参也为解放和复出老干部工作, 做出了积极努力。如中央办公厅**处1972年5月27日编印的《要信摘报》第100号上, 刊登一机部原副部长白坚之子白克功给毛 泽东的信, 毛 泽东于5月31日阅后批示:“送总理阅处。白坚在我的印象里不错, 应为他做出政治结论。”[4]436作为中办内参的《要信摘报》是何时创办的, 无从查实。《毛 泽东年谱》曾透露1968年11月14日, 中办秘书局**处将《要信摘报》第408号报送毛 泽东阅批。可见, 此类内参1968年就已经存在, 从编号来看, 估计是一年一个起止编号。到1972年12月22日, 《要信摘报》已编至316号, 差不多一天出一期, 总量可能比1968年全年要略少一些。既然是“要信”, 证明来信者的身份不低, 否则不会予以摘报反映上去。
中央办公厅还创办了一种功能与《要信摘报》近似的内参, 叫《来信摘要》。如1972年7月7日, 中办**处编印的《来信摘要》1972年第465号上, 登载廖汉生子女反映其家庭情况的来信, 毛 泽东阅后批示:“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 都是未经中央讨论, 被**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4]438第二年年底, 廖汉生出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到1972年12月2日, 《来信摘要》已编至第858号, 平均每月编印70余期。1973年1月6日, 《来信摘要》已编至1973年第27号, 仅开年6天, 就编印来信27期, 可见《来信摘要》反映的信息比《要信摘报》还要多几倍!《来信摘要》登载的多是老干部家属和级别不太高的亲属来信。从《***年谱》看, 毛 泽东在《要信摘报》和《来信摘要》上的批示, 就有十余次。这在当时对老干部的复出和解放, 起了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与中央办公厅一样, 作为国务院系统中枢机关的国务院办公厅, 也办有反映各种信息的内参。如1969年1月11日, 国务院秘书厅**室编印的《人民来信摘报》刊登一封来信, 提议江 青应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希望她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7日, 周恩来将此内参报送毛 泽东, 毛 泽东批示:“徒有虚名, 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4]226这里的“代表”, 指准备召开的中共九大的代表。
除前面提到的一些老同志外, 还有一些老同志是直接写信给毛 泽东反映问题。可能对有的老同志来讲, 利用中办内参《要信摘报》和《来信摘要》的渠道, 不如直接给毛 泽东写信更好更快。如陈云于1972年7月21日给毛 泽东去信, 请求中央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 希望能参加北京老同志学习班, 提出可否破例给他一个能烧暖气的公务车, 以方便春秋季节到外地调研考察等。第二天, 毛 泽东批示:“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请总理办。”[4]440不久, 陈云再次出山, 协助周总理工作, 同时参加了在京老同志学习班。这个“学习班”, 有哪些老同志参加, 是什么性质的学习班, 始于和止于何时?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还有一些老同志写给毛 泽东的信是托人转报毛 泽东的, 如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妻刘淑清托王海容、唐闻生转送, 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莫文骅托汪东兴转送, 地质部部长何长工托江 青转送, 都是恳请改善现状, 希望组织做出结论、重新安排工作等等。[4]459、356、464总之, 在1972、1973年这两年里, 毛 泽东通过和运用内参渠道, 解放和重新起用了一大批老干部和老同志, 有的还迅速委以重任。如苏振华复出工作不久, 便参加了始于1973年9月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
中办除秘书局**处编印了《文化大革命**简报》《要信摘报》和《来信摘要》外, 下属的机要室还编印过《文电摘要》, 秘书室编印过《群众反映》《情况简报》等不同渠道、不同平台的内参, 毛 泽东对这些内参也曾阅读和批示, 有的批示成了历史文献, 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四) 军队系统内参及其作用
按照当时的形势需要, 军队系统成立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 相应地也随之设立了反映军队问题的内参机制。如1967年1月25日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编印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5号, 反映部队一些已被**单位的情况, 并提出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毛 泽东第二天看到这份内参, 迅即批示:“林 彪同志:此件反映群众提出, 究竟哪些机关可以**, 哪些不能**;夺了权的人们对待不同意见的群众应取什么态度 (应争取多数, 不能排斥) 。请加以研究。”[4]39根据***“军队不能乱”的思想, 同年2月16日, 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军队**范围的规定》。这个规定, 对稳定军队和尖端武器研制生产, 起到了积极作用。
同年3月2日, 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编印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17号, 登载贵州省军区支援“左派”工作经验的材料。毛 泽东看了这份内参后, 于3月7日批示:“戚本禹同志:此件看过, 不错。但有些问题写得不具体, 例如第一个问题没有举例, 究竟怎样解决的, 看不明白。是否请他们写一个较具体的可供发表的报导送来, 请酌处。”[2]252毛 泽东想把这份不错的内参, 再修改整理, 以便公开发表。不过, 从第5期到第17期的编号来看, 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只出了13期, 说明编者的积极性不高, 或者可反映的信息不多。
如同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一样, 中央军委办公厅也编印了反映社会问题的内参。如1967年7月4日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的《群众来信摘抄》第55号上, 反映赣州武斗严重, 人员伤亡很大, 断粮断水, 交通全部堵塞等情况。赣州是毛 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战斗过的地方, 对他而言赣州是非常熟悉的符号。毛 泽东看了这份内参后, 于6日批示:“林 彪、恩来同志:赣州问题严重, 涉及整个赣南十多县, 调一个师去, 只能管南昌、吉安、宜春、抚州等处, 对赣南鞭长莫及。是否可从广州军区调一个师, 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州, 将事情办好后仍返广东。此事请先考虑, 待面商。”[4]97
中央军委办事组一度是“**”期间军队系统权力最大、地位最高的机构。按政治逻辑, 军委办事组也必须办内参。如1968年11月13日军委办事组向***呈报一份情况简报, 反映解放军某部五连收缴地方**派武器时, 遭遇抵抗, 开枪打死打伤群众的严重政治事件和部队领导机关认真查证的情况。毛 泽东第二天即看到此件内参, 批示:“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所作坏事, 替受害人民伸冤, 这种态度, 是国家兴旺的表现。”[4]216在此之前的8月28日, 毛 泽东看到军委办事组报送的一份**摘报, 说云南个旧、四川内江、河北保定等地群众组织和当地驻军召开谈心会、座谈会, 群众组织代表称赞部队功绩, 主动检查了对待部队的一些错误态度, 部队则主动检查了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的缺点和对待群众的一些错误态度, 诚恳地向群众赔礼道歉, 由此双方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 加强了军民团结。毛 泽东看后于9月4日批示:“建议将此件通报全军, 普遍开谈心会。”[2]553同年10月4日, 中央军委、中央**小组将***批示和这份内参印发全军。
至于军队最权威媒体《解放军报》所办内参的作用, 这里不再细述。
(五) 部门内参及其作用
中国的内参机制是一个庞大的体系, 自上而下地延伸至中央属下的各个部门, 而各个部门也自下而上地呈报自己握持的内参信息, 以便最高层由点及面、高屋建瓴地处理全局性普遍性问题。
例如, 1966年9月8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组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中涉外问题情况简报》第9期上, 登载一位奥地利人的来信, 信中批评中国驻维也纳使馆有些人员衣着和用车过于高级豪华, 希望中方“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次日, 毛 泽东在这份内参上批示:“退陈毅同志:这个批评文件写得很好, 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 来一个革命化, 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请酌定。”[2]128
外交部编印的《外事活动简报》第29期上, 登载古巴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延安、南昌、井冈山等地后的几点看法。周恩来于1971年2月18日将此内参报送毛 泽东, 毛 泽东阅后批示:“第四条 (1) 3提得对, 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4]370毛 泽东的这个表态, 对当年南昌起义组织者和领导者周恩来而言, 是一个莫大的支持。同年3月10日《中苏边界谈判简报》第108期上, 登载中苏边界谈判第16次全体会议的有关情况和建议, 毛 泽东阅后批示:“同意。决不能掉进对方陷阱里去。”[4]372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政工组1975年10月9日编印的《政工简报》第31期上登载文稿, 反映老知识分子如冯至、任继愈、严中平、何其芳等出席国庆26周年招待会的激动心情。胡乔木于10月13日看后转报***, 邓 小平于15日呈报毛 泽东, 毛 泽东看后于16日在这份内参上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5]477不久, 毛 泽东批示传向社会, 给当时知识界很大鼓舞。
有的部门呈报的内参, 不经意间登载与毛 泽东观点相左的消息, 毛 泽东看后亦坦然对待。1967年11月25日中央对外联络部呈报一份内参, 反映日本左派理论刊物《革命战士》编辑安斋库治等三人观点, 认为中国同志关于要日本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种种暗示是违背毛 泽东思想的;过分强调中国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的世界普遍意义, 实际上就是否定十月革命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不能说十月革命道路只有特殊意义。没想到这个明显反对毛 泽东经典理论的观点, 毛 泽东于27日看后却这样批示:“康生同志: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看法如何, 望告。”12月1日, 针对姚文元对此文提出的一个问题, 毛 泽东再次批示:“我认为安斋等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在一九三八年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的论述, 仍然有效。”[4]142-143***对外国左派不同意自己观点反倒持理解和支持态度, 是大政治家、大思想家政治开明、胸襟开阔的表现。
四
据笔者对《建国以来毛 泽东文稿》和《毛 泽东年谱》的粗略统计, 毛 泽东阅批过的内参有120余篇, 本文例证的内参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里的篇数是已公开的, 肯定还有没公开的, 可能没公开的篇数大大超过已公开的。一些老记者、老干部、老同志的回忆录里, 都透露过***的内参批示, 且均未收入权威出版物之中。应该说, 毛 泽东的内参批示, 几乎篇篇都有特色, 篇篇都体现了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及策略方式。就此, 我们可以作出以下几点判断:
其一, 内参的形态有稳定的, 也有不稳定的。媒体和党政机关的内参, 多数是稳定的, 少数是不稳定的, 如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国内动态清样》等内参形态是稳定的, 一直存续至今, 而“**”动态之类的内参则是不稳定的, 政治风向一变, 这类内参便消失了。还有一种情况, 因形势需要而设立的机构, 必定会随着形势的不需要而撤销, 这种机构创办的内参也必定会随之消亡。如中央**小组撤销后, 其创办的《快报》《要事汇报》《信电快报》等多种显赫一时的内参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无论稳定还是不稳定的内参, 都曾起过自己的作用, 或大或小, 或坏或好。
其二, 毛 泽东的内参批示, 是毛 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研究毛 泽东思想形成过程的重要方面。不研究毛 泽东的内参批示, 肯定无法全面深刻理解和把握毛 泽东的“**”思路, 更不可能获得正确的结论。譬如, 他错在哪里?错误的信息从何而来?等等。
其三, 毛 泽东阅批过的“**”内参, 流露出***对高层人事的一些真实想法。毛 泽东的内参批示, 有的很简洁, 如“同意”“请酌处”之类的短语;有的却写好几句, 甚至流露出一些真情关怀。如对傅连暲来信, 毛 泽东批示要他“对自己的一生, 要有分析, 不要只见优点, 不见缺点”[4]26-27。傅连暲曾经救过毛 泽东一命, 故毛 泽东对他说话放得开。对莫文骅将军来信, 毛 泽东批示中说:“莫文骅似乎不算坏人, 由于不会团结人, 所以得罪人不少。”[4]356看来毛 泽东很了解莫文骅, 连他的性格特征都清楚。中央**小组办事组1967年5月26日编印的《要事汇报》上, 曾反映17个红卫兵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 抄走手表、照相机等物和现款、存折等, 在银行取款时被抓获。查实除两人外, 其余均是高干子弟。毛 泽东阅后批示:“如不教育好, 会成为将来***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 多数还是较好的。”[2]358由此看出毛 泽东对部分干部子弟的印象, 不是太好。罗瑞卿于1974年12月给毛 泽东写了长达78页的来信, 毛 泽东当时视力已出现问题, 只好让工作人员念给他听, 前后共5个半小时, 可见毛 泽东对罗瑞卿是深有感情的!
对一些爱党爱国的知识分子, 毛 泽东始终保持应有的尊重和礼数。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于1975年8月3日写信给***, 中办**处将其刊登在8月7日《来信摘要》第540期上, 直至六个月后的1976年2月12日, 毛 泽东才批示:“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 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 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 深以为歉。诗词两首, 拜读欣然, 不胜感谢。”[5]522从这份毛 泽东最后的内参批示看出, 尽管当时毛 泽东因眼疾而无法回信, 但他始终记着这件事;他与刘大杰之间的对话, 是两个文人之间的平等学术交流, 毛 泽东丝毫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 对刘大杰非常客气, 真实而充分地体现了晚年毛 泽东一贯的领袖人格魅力。
其四, “文 革”期间的重大事件, 几乎都与内参有联系, 有的甚至是内参引发的。如交通部“风庆轮”事件、外交部“《新情况》之争”事件等等。内参也是“文 革”各种政治势力表现的舞台, 是各种观点交锋的平台, 是各个政治人物利用的渠道。它的故事性强, 冲突性有时也烈。内参天然的保密身份, 使得我们今天对“文 革”时期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 仍然感到扑朔迷离,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 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5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 泽东文稿:第1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3]杨银禄.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当秘书[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5.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 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6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 泽东文稿:第1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注释：
1 尹韵公:《论中国独创特色的内部参考信息传播工作及其机制》,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1期;《邓 小平与“内参”》, 《党的文献》2012年第6期;《毛 泽东与内参——基于〈基于建国以来毛 泽东文稿〉的搜索》, 《中州学刊》2013年第11期。
2 该篇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 1967年8月5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 泽东文稿》第12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第90、92页。
3 按, “第四条”内容是“访问井冈山时, 讲解的同志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上井冈山这两段历史”。
（作者：尹韵公；来源：中党 史史研究2019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