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上古史诗——沉醉万年文化史》概要之四

七溪山人

三、通达颖悟，众人智慧，整合资源。

（一）湖南有一批专家学者研究文明源头，引起杜教授关注。

杜钢建教授是著名的法学家，曾经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汕头大学、湖南大学法学院任教，并在中国太平洋学会担任副会长和《太平洋学报》主编。

杜教授到湖南工作以后，结识了湖南文坛“三剑客”张扬、罗自力、何光岳。特別是何光岳先生赠予他自己撰写的关于华夏民族源流的著作，杜教授多次对我说“何先生的著作，包括族谱研究，对于梳理淸楚各民族族群向西方迁徙的历程有巨大帮助。”

还有湖南学术界的贺刚敎授、周行易敎授（湖南省社科院）、黃石敎授、阎朝科先生、黃守愚先生，以及张家界文坛“三剑客”田奇富、金克剑和李书泰等人的研究成果，充分反映了湖南有一批专家学者，多年来做了大量上古历史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基础研究和考古工作。主要作品有：周行易《论“西王母所居之昆仑山” 即湖南雪峰山》，贺刚著《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田奇富《崇山三易八卦学——古庸国祖源文化考》，阎朝科《谁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八千年中华有帝之国高廟太皞伏羲古国考》，李书泰《庸国荒史研究》，王正鹏《慈利县远古人制作彩色陶器约在一万年二千年左右》等。

淸华大学凯原中心廖凯原敎授、徐炳敎授等人对黃帝文化的倡导和对黃帝思想研究的鼓励支持,以及国外的一些教授，如日本札幌学院大学的铃木敬夫敎授、关西大学的角田敎授、韩国首尔大学的崔钟库敎授和忠北大学法学院的金院长、意大利马切拉迖大学的敎授、美国俄克拉荷马城市大学的顾明敎授、马来西亚的马来王、泰国的老梁等。

由上管窥，不管是扎根三湘大地的智者慧者，还是国内外的专家教授学者，都对上古世界文明史，怀有敬畏之情，虔诚之心。

（二）华夏起源史是门大学问，国内有许多专家学者为此奋斗不息。

通过纵深了解，个人钦佩许多专家学者，为此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有的为此奋斗不息，干了几十年，有的已经作古（如王大有先生2020年5月4日逝世）。

2019年11月19日,当时，王大有先生还参加了首届万年中华文明国际研讨会。据杜教授介绍，参加会议时，七十又五的王大有先生，是当今中国数一数二的甲骨文专家和中国上古历史研究资深专家。几十年来,他穷经皓首,对中国上古文明研究精深、著作等身。王大有先生深邃的思维、睿智的智慧和精辟的独到见解,往往使有关考古单位有新考古发现都不敢让其知晓,担心他一看到就又会有新的发现与见解，而使那些吃官饭的研究者相形见绌而无功绩。几十年来,王大有先生先后出版了《寻根万年中华》、《中华源流》、《上古中华文明》、《大中华根脉》、《昆仑文明播化》、《龙凤文化源流》、《龙凤传人》、《殷地安之谜》、《太极辨证法》、《三皇五帝时代》等几十部著作。

杜教授曾专门撰文，表达深情缅怀，称“他在许多问题上的灵感和悟性简直具有神通。”

2019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万年中华文明国际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论证中华文明史是上下万年而不是以前所误认为的中华文明是“上下五千年”或者“三千七百年”甚至“千年”之谬传。

《文化观察家》的记者，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专门前去采访了这次会议的主办单位世界文明研究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翟桂鋆教授。

据翟桂鋆教授介绍:几十年来,我国大批专家学者都在研究关乎到中国民族复兴的这个重要课题。如杜钢建、王大有、朱奎、卞伟光、黄饮冰、章越琴、hexin、何清、诸玄识、文生、陶松林、应光荣、亚布、田斌、枕戈、董并生、阎朝科、李洪、董肃广、裴峰、牟森、向前静、王正鹏等专家学者几十年来一直都在孜孜不倦地研究着万古中华文明史。

又如李洪教授对中国文明史研究，都体现在他编篡出版的《中国国学史纲》、《经略百科》及《谈经论语》等著作中。

卞伟光教授是从伏羲文化深入研究中国上古文明的学者。他先后出版了40多万字的《中国文明起源与文化复兴之路》、28万字的《超存在哲学概论/中国文化的母型特征及其发展前景》、《大易经:中国文明起源于伏羲文化》,100万字的《伏羲之光: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复兴》等等。

还有一位“业余爱好者”，他叫黄饮冰,本名黄祥文,曾用网名“楚天孤客”，湖北省孝感市肖港镇人,以研究华夏文明起源史为己任，从1989nian开始研究华夏起源史（长达33年），是华夏文明起源史的独立研究者和中国中心论的倡导者。研究成果有《皇皇者华——华夏文明的流源史谈》、《中国中心论——中国是世界人种和世界文明的起源中心和传播中心》、《华夏本土起源说》、《黄人、黄帝和黄帝王朝》、《追踪夏后朝》等。

大家可以管窥，研究上古文明学，不是某一个人在搞，或者说“杜撰”，或者说“胡扯”。不了解的，可以慢慢来，允许有一个认识过程；有的说了一些过头话，或者说不文雅的话，也不要紧，只要不是人身攻击，都可以归纳为“不知不为怪”。

（三）关于研究力度情况。

杜钢建教授坚持以考古说文明，不是一句空话。他的优势，一般人难以达到，主要有几方面。

一方面，他的站位高、时间跨度长。杜教授197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时,就开始研究万古中华文明的源流，并发表了大量的论文；此后，他还在国家行政学院任教授、中组部规制组担任过组长，参加过十六大报告的起草工作；他是中国高层智囊团之五的成员之一，他的《大胆论人权》具有创建性的影响和造诣。

另一方面，源于他厚实的文化底蕴和天赋，放射出他厚积薄发的研究新成果——上古文明学。

杜教授不是湖南人，但他对湖湘这块热土的文化情有独钟。在他年逾花甲以后，他撰写的《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由香港光明出版社2017年12月正式出版发行。它的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英语英人起源于中国的论断,有的评论“犹如在中国与全世界放了一个历史文化原子弹”。他的“万古中华文明”研究结论,也将会在中国学界掀起新的一场大讨论。杜教授目前每天仍在写与万古中华文明有关的论文或科普文章,平均两三天就要在微信平台发表一篇文章。他积四十余年之力与心血而研究撰写的《世界文明史》，也即将出版。

受他知识和学问的影响，大同思想网李新建、谢民、黄守愚、刘宁益等，组织出版了《大陆新儒家与文明起源》文集。“文明源头之争，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是国学史学探索的新进展，也让华夏大地的人们，更加关心关注自己的祖先和文明的源头”。

在李新建的积极努力下，杜教授与茶陵有关方面达成共识，形成了《文明源头与上古茶陵》的系列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对世界族源文化，渊源华夏，作了深入系统的探索，本书辑录成册即将出版。回顾八年来，枕戈先生独具慧眼，为杜教授的“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坚持不懈进行宣传，顶着各种压力，做了大量艰苦工作，堪称最大奉献者。

（四）关于考古拓展深度情况。

通读杜教授撰写的“临澧竹马村遗址1.8万年前高台式建筑的考古发现”，引起思想共鸣，主要有几方面：

1、考古深度拓展，有众多专家学者进行了诸多项目研究。

2019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万年中华文明国际研讨会，杜钢建、王大有、卞伟光、章越琴、朱奎、李洪、陶松林等一批专家学者，向大会提交了25个方面的研究课题与近几十年的考古新发现成果, 这些考古方面的新证据链，可以作为历史知识供大家把握和了解，它凝聚了专家学者们几十年来的智慧和心血（网上也可以查阅）。为方便读者了解，采撷若干目录：

（1）陕西大荔30万年前人头盖之发现与30万年前湖南赤山岛文化遗址发现。

（2）湖南西洞庭盆地70万年人类文化遗迹的考古发现。

（3）山西泥河湾200万年前人类文化遗迹群的考古发现。

（4）湖南古南巢地区12万年前现代人的考古发现

（5）大湘西略偏西北处陇南成县伏羲坐井观天之“中之山”等遗迹之古籍考古与实地考古考察之确认确定。

（6）湖南永州零陵2万年巨古棚与榫卯结构的考古发现。

（7）古南巢地区2万年前陶器的考古发现。

（8）古黔国地区2万年前海上陶器之路和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

（9）湖南临澧竹马村遗址1.8万年前高台式建筑的考古发现。

（10）古祝融国1.2万年前建筑群遗迹的考古发现。

（11）广东13500年前骨针遗址的考古发现。

（12）古南巢地区2万年王母教文化考古发现。

（13）华夏几万年前椎髻习俗证明万古中华文明。

（14）2万年前古彝文证明万古中华文明。

（15）湖南永州道县玉蟾岩18000年前人工栽培水稻证明万古中华文明。

（16）古澧国10000年前冶金场和澧王剑证明万年中华文明。

（17）印度著名女学者米尔卡丹妮结合欧美学者研究,提出的“华夏中国环太平洋石器马蹄形文化带”文明理论,并研究测定山西峙峪遗址细石器,C14年代测定为30000年左右。米尔卡丹妮还依次研究测定山西下川、河南灵井、山西薛关、河北虎头梁等遗址,年代距今24000年至11000年之间。

（18）河南新密李家沟文化遗址10500至8600年前考古发现。

（19）河南贾湖村8000年前骨笛与8000年前文字符号的考古发现。

（20）内蒙6000年前红山文化遗迹的考古发现。

（21）辽宁出土的8000年前类似古埃及调色板、文字等考古发现。

（22）四川5000年左右三星堆文化遗迹的考古发现,已足以把中华文明夯实在五千多年前。

（23）5000多年前良渚文化遗迹的考古发现,已足以把中华文明夯实在五千多年前。

（24）5000多年前郑州轩辕丘——新密黄帝古城与黄帝轩辕宫遗迹的考古发现,已足以把中华文明夯实在五千多年前。

（25）亚布先生对哈拉帕文字的破译与田斌先生对马里卜大坝石碑刻字的破译,已足以把中华文明史定位在五千多年前。

……

由于兴趣，笔者从学习临澧竹马村遗址1.8万年前高台式建筑的考古发现，进而了解到25个考古方面的情况，或者说学习线索，涉及东北、华北、西北、华东、西南、中南地区的各有关省区，内容十分丰富。所以说，坚持考古说文明不是空话，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内容。由此管窥，中国高台建筑文化，具有鲜明特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完全是发自肺腑之言。

2、高台式建筑考古表明，有丰富的内在联系。

竹马村建筑遗迹的发掘和研究结果表明，高台式建筑不仅有内在联系，而且是持续的历史积累过程。

一是高台式建筑考古，反映了工匠文明要素有新发现。中华文明是万古文明，这在古代中国历史文献中早就有记载。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进展，特别是工匠文明要素的考古发现，已经在持续证明华夏祖先文化的辉煌业绩和悠久历史。工匠文明始终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领域。在大湘西地区的考古发现表明，人类万古建筑文明的源头在大湘西地区。

二是竹马村高台式建筑，不是孤立现象。临澧县竹马村旧石器时代末期约18000年前的建筑遗迹，通过发掘和研究结果进一步证明，人类最早的城市群出现在大湘西地区有其必然性。城市文明的出现有一个持续的历史积累过程。在湖南临澧县的北面是湖南澧县城头山文化遗址和彭头山文化遗址。距今近9000年的彭头山文化遗址高台建筑和距今近7000年的城头山文化遗址城市建筑群是人类城市文明的源头。

三是人类城市文明出现的前提是建筑文明的发达。城头山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城市，是因为此前的建筑文明已经广泛出现在湖南各地。临澧县竹马村旧石器时代末期约18000年前建筑遗迹是湖南地区诸多万年以上古建筑遗址之一。

1996年7月，当时的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襄石铁路复线的建设，在临澧县官亭乡竹马村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末期约18000年前建筑的遗址。

从江陵鸡公山窝棚建筑遗迹到临澧竹马村台式建筑基址，这些遗址表明人类的建筑文明起源于大湘西地区。

上述这些建筑遗迹，不是孤立存在的。在澧水流域南北地区普遍存在万年前的建筑遗址。例如，衡阳常宁市水口山江洲遗址距今一万二千年前的建筑群与临澧竹马村台式建筑基址具有一定的时代历史联系，并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在后来距今8000年左右的澧县彭头山、八十垱遗址地层中也都发现有房址遗迹。

通过上述学习了解，大家会问一个情况，距今18000年至10000年间，中国社会处于什么历史阶段呢？

杜教授研究认为，距今18000年至10000年间，大湘西地区的族群应该在神农八世之前。按照五万多年伏羲朝的历史记载，此时应该处于伏羲朝末期的祝融氏治理时期。

3、高台式建筑考古表明，可以确认确立万年中华文明史。

一是回顾陶器文明领域。

陶器文明是世界公认的文明标准。因为，人类发明人工取火以后，才有可能不断进化，用火烧制陶器。

据王正鹏研究，慈利县远古人会制作陶器约在六万年左右，制作彩色陶器约在一万年二千年左右，制作瓷器的时间约在商代中期，同时也出现了彩色瓷器。

永州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于1988年。国际考古队于1993年、1995年、2004年先后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大量石器、棒器、种子,特别是栽培水稻的谷壳标本和陶器。玉蟾岩遗址1995年和2001年分别被评为“95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美联合考古队于2004年在玉蟾岩发现年代更久远的陶片。2009年6月5日,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刊载文章认为玉蟾岩出土的陶片大约距今14000-21000年。能够达到距今20000年前的陶器,目前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也找不到。玉蟾岩遗址陶片比西方学界普遍公认的世界上最早的西亚陶器还要早近10000年。相比湖南永州道县玉蟾岩遗址考古发现的20000年前陶器而言,国际文明学界关于古代人类文明的历史需要重新改写。

在古黔国的国都黔阳地区,2005年考古发现的高庙文化遗存中,有距今约7800年左右白陶罐片,有装饰鸟纹、獠牙兽面纹、太阳纹和八角星纹等图案的陶器等。此外,在张家界地区还发现60000年前的陶器碎片。

章越琴教授在首届万年中华文明国际研讨会上演讲。河南新密李家沟文化遗址考古发现了10500年至8600年的陶器片,这是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发掘的,被评为“200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二是回顾农耕文明领域。

道县玉蟾岩发现的距今14000年到18000年古栽培稻稻种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稻种标本。永州玉蟾岩遗址被列为199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永州玉蟾岩遗址出土的距今14000年到18000年古栽培稻稻种足以从农耕文明方面证明万古中华文明。

所以，道县玉蟾岩的考古发现，有“天下谷源，人间陶本”之说。

三是建筑文明领域。

卞伟光教授在首届万年中华文明国际研讨上就该主题进行演讲。古苍梧国20000年前的巨石棚，位于今湖南永州零陵西路到广西全州界八铺中的黄田铺。黄田铺镇中学内的石棚不是天然形成的,是人工搭建的,也是至今考古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人类建筑之一。

2009年，在湖南南部发现多座榫卯结构的石柱石梁桥,其中有江永县夏层铺镇上甘棠村寿隆桥、允山镇回岗村汉缕桥、寺上桥,道县祥霖铺镇田广洞村五谷桥,新田县石羊镇清水湾村莲花桥、史家村莲花二桥等。这些榫卯结构石梁桥的发现,形成湖南地区古代桥梁建筑的亮点。湖南临澧竹马村遗址18000年前高台式建筑证明万古中华文明。

翟桂鋆介绍，其实,我们的祖先在留给我们的古籍上，早已明明白白告诉后世子孙: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仅仅从伏羲观星定帝都，就已是四万八千年!

现在地下挖出了这么多古遗迹,所以才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充分肯定了人类百万年历史，万年文化历史和五千多年辉煌灿烂的文明史。

上述25个考古发现中，前十八个考古发现及结合中国历史文献的记载,完全可以证明万古中华文明；而后面的七个考古发现,则夯实了“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史”。

据独立考古学者王正鹏（土家族），在《张家界市的历史文化如何定位》(2016.10. 1)一文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学家宋镇豪先生有一个“1118”号提案，说是以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牵头，搞清楚张家界市的“万年历史”文化问题，为此，张家界市委、张家界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相应的文化研究机构，来理清楚张家界市的历史文化起源于什么朝代，给人类文明有什么样的贡献等等一系列问题。” 

编辑 李顺萍